日前，張明揚先生在騰訊《大家》專欄發(fā)表文章《讓高考回歸科舉吧》認為，高考未必不能繼承“科舉精神”，所謂的“素質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場打著改革“應試教育”旗號，而實質上是破壞“科舉共識”的反動。“科舉精神”、“科舉共識”是什么呢？其實就是打破出身的選拔人才，加大社會流動，如此，“寒門出貴子”便成為一個概率相對高一點的事（成本低不不低不好說，科舉考到老才考上或沒考上的成本應該不低）。而我們現(xiàn)在的教育和考試政策，重視“選拔人才”，而忽視社會公平公正的樞紐：社會流動。

　　高考制度確實存在很多弊?。?ldquo;應試教育”；社會流動的作用減弱；還有種種不公平的“素質考試”和“加分政策”等。但是，直接將高考與科考作比，甚至讓高考回歸科舉的功能，顯然有失偏頗，是病急亂投醫(yī)。

　　首先，科考是為了選拔官僚，考中了做官，而高考只是大學教育入學考試，考上了進入更高層次的學習，兩者性質截然不同。高考可以為官場輸送人才、加大社會流動作準備，但并非是必須的，也不是考大學的人就是為了將來做官。如果非要進行類比，用國家公務員考試與科舉考試相提并論，手段、目的、運作都十分相似，會更為準確。

　　其次，將高考往科考上靠，回歸其選拔人才、尤其是社會流動的功能，那實在是簡化了科舉的功能，科舉還有使帝制政權充滿活力，以及使儒家思想與價值或意識形態(tài)制度化一體化的功能，科舉是整合專制政治社會道德文化的工具。將高考往科舉功能上回歸，表面上看是為追求公平，而更深層的謬誤，是將高考政治化、官本位化，是非常危險的一著。

　　下面我從頭梳理一下科舉的來龍去脈，我們會發(fā)現(xiàn)，科舉從一開始就是為了“選拔人才”，并不是出于什么“社會流動”的考量。

　　吳思先生對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封建社會好像是商業(yè)社會，有好多小商人，各有各的公司，選一個老大，一個比較能干的當會長，那就是國王。秦漢一直到現(xiàn)在，都是幾個鐵哥們打了天下，坐江山，然后通過科舉考試，通過MBA培訓找了一堆部門經理。這就是秦漢以后建立的社會，郡縣制社會，皇帝就是CEO，皇帝就是董事長，打天下那幫哥們是貴族，科舉出來的讀書人是各部門的經理，職業(yè)經理人。（《<潛規(guī)則>：吳思問答錄》摘自網(wǎng)絡）

　　用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來解讀傳統(tǒng)政治結構，有幾分形似。“家天下”的皇權社會確實像一個帝國公司，皇帝是董事長兼CEO，要運作這么龐大一個公司，還需要一套職業(yè)經理人制，即一套以文官為中心的官僚制度來管理國家。也就是說，封建政治下，天子依靠貴族統(tǒng)治天下，到了皇權政治，帝王依靠官僚統(tǒng)治天下?；始覟榱藢?ldquo;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李世民語），源源不斷地吸引優(yōu)秀的職業(yè)經理人為自己工作，開出極具誘惑力的條件，凡進往入本公司成為一員者（做官），得富貴權名等價值資源，讓人覺得“做官頂好”，同時招聘時精挑細選，層層篩查，確保選出皇家認為優(yōu)秀的可用之才。

　　這一套選機制就是選官制度，選官制度的核心又是考試制度。不過，考試選才并非隨著帝國的建立就開始采行。而是經歷了從不考到考，考不嚴到考極嚴，從“血而優(yōu)則仕”到“學而優(yōu)則仕”的演變過程。

　　秦王朝統(tǒng)治太短，還來不及思考可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就匆匆落馬。“漢承秦制”，秦的皇權專制被漢繼承。帝國公司的“管理模式”被繼承過來，必然要解決職業(yè)經理人的招聘考試任用問題。起初，劉邦瞧不起知識階層，知識分子陸賈與他談《詩》、《書》，他說：“我馬上得天下，《詩》、《書》有什么用？”陸賈說：“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終于意識到“不能以馬上治天下”，帝國公司需要知識階層來做職業(yè)經理人。其實，劉邦用叔孫通定朝儀，一班沒有文化的軍隊再也沒有在朝堂上喧嘩爭斗失禮，變得秩序井然，氣氛嚴肅。劉邦說：“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貴了！”劉邦已經知道規(guī)范知識的重要，及掌握規(guī)范知識的士大夫的重要了。

　　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劉邦下詔舉“賢士大夫”，命令郡國向中央推薦人才，記錄他們的“行”（品行）、“義”（儀表）、“年”（年齡），開啟了漢代察舉制度的先河。此后各代帝王都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親自策之，“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辭寫高下矣。”（《漢書·蕭望之傳注》）。當時的名策有晁錯、賈山、公孫弘等人的對策，最著名的當數(shù)董仲舒對策漢武帝的天人三策，直接促使?jié)h武帝帝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當時舉賢良方正的主要目的在求言，求才倒在其次，試策者本身多已是在職官員，隨意性也非常大。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于是，歲舉孝廉開始成為兩漢察舉一種主要的常行科目。何懷宏先生認為：“至此，選拔官僚的選舉才正式成為一種制度，成為慣常。”過六年，在元朔元年（前128）又詔書規(guī)定各郡國必須向中央推舉人員，“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察舉由此得到嚴格的貫徹執(zhí)行。（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tài)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版）

　　漢和帝永元四年至六年（前92-94）間，又規(guī)定“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通典》卷十三《選舉一》）確定了人口與孝廉的歲舉比例，歲舉更趨明確和穩(wěn)定。另外，博士弟子課試也漸成制度，其射策考試一般“甲科補郞、乙科補吏”，到東漢時，太學生已發(fā)展至三萬余，開后世選舉與學校相結合的先河。何懷宏先生還說，兩漢時，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官員還可開府辟除，自己選用屬員，被辟舉者往往升遷甚速，此種辟察與察舉構成了兩漢仕進的主體。再加上納貲以及因襲的任子等，兩漢仕進呈現(xiàn)一種常為后世羨稱的多途并進的局面。（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tài)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版）

　　這種由地方官在自己的轄區(qū)內考察有條件者，比如有孝道，清廉不貪，有學問，文筆好，有才能的人才，然后報告給中央，中央任命其官職的察舉制度，本來是件好事，更注重口碑、實能。為朝廷選到實實在在的人才，當然也為個人上升、社會流動開辟了渠道。即選拔人才是原因，社會流動是果。

　　但這種自上而下的推薦必生流弊，“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竅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后漢書·左雄傳》）弄虛作假層出不窮，以至于“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東漢民謠）。推舉一個秀才，連字都不識，推薦個孝子，跟父親不住在一塊兒，不贍養(yǎng)父母，冒牌的假貨。

　　為了杜絕流弊，時任尚書的左雄上奏，建議“自今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但對于“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齡”（《后漢書·左雄傳》），漢順帝贊同并予以實施。左雄改制有兩個特點：一是察舉有年齡限制，有“茂才異行”方可不受年齡限制，就像我們現(xiàn)在講，不到一定年齡，不得提拔為某一級別的干部，“特別優(yōu)秀”的可以破格提拔。二是被薦舉的孝廉者還必須通過考試才能任官。這就由人的主觀判斷，變成文化知識的客觀考查，地方官員推薦的人選到了中央去考試，要是考得很差，自己面子過不去，“自是牧守畏懦，莫敢輕舉”（《后漢書·左雄傳》）。而“逢進必考”的孝廉歲舉，已與“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科舉考試很相近了。閻步克先生甚至認為，“左雄改制”業(yè)已“構成了察舉制向科舉制演進的初階”。（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但察舉制度行之既久，弊病深入骨頭，小小手術難除頑疾，地方官員往往憑個人的喜惡，或受賄徇情，或受托虛薦，所舉者多名不副實。解決的辦法有二：要么完全由考生自由投考，取消推薦環(huán)節(jié)；要么將地方官員的推薦權收歸中央，由中央指派官員主持考查推薦。曹魏的九品中正制顯然采用了第二個辦法，中央政府于每郡設小中正，每州設大中正，由朝廷委任各地“德才兼?zhèn)?rdquo;的公卿、郎吏充任，小中正把本郡人才分為九等，并把選定的人才上報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后，轉報吏部擢用，中正有權根據(jù)掌握的調查材料進退其等第。

　　采用九品中正制有其歷史背景：一是東漢末年社會大亂，“衣冠世族，多離本土，欲征源流，慮難委悉”（《通典·選舉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茬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晉書》）讀書人遭禍，或逃離，想察舉幾個賢良方正孝廉秀才而不可得；二是曹操于戰(zhàn)亂中，求賢若渴，在“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yōu)劣，非為世族高卑。”（《宋史》）是為中正制的雛形。及至曹丕主政，接受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創(chuàng)立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本來是在戰(zhàn)亂頻仍，社會動蕩的情況下制定的選才任官的權宜之策，“其始造也，鄉(xiāng)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xiāng)論余風”（《晉書》），確實能據(jù)才定品、據(jù)才選人。

　　然此制相沿成法，大小中正官徇私舞弊，官官相護，不復以品德學識為標準，只問出身，不辨賢愚，門第望族成為選舉的依據(jù)，而真正有才學、出身低微的人，很難到中央和地方出任高官，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不公平現(xiàn)象。此制遂成為世族壟斷權權的工具，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門閥政治，從“學而優(yōu)則仕”復辟到了“血而優(yōu)則仕”。士族門閥把持著帝國公司職經經理人的選任，那么，“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誰給我權，我就為誰賣命，職業(yè)經理人眼里只有這些貴族門閥，不知道還有一個控股股東皇家，即“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只維護貴族門弟的利益，無心打理國家政事，皇帝這董事長兼CEO反而日趨衰落。

　　隋唐實行科舉考試，是對九品中正制流弊的糾偏。士子不再需要地方官員或中正官推薦，而是“投牒自進”，士子要不要報考，報考哪一科，都自由選擇，國家“以文取人”，“不問家世”。士族門閥把持的職業(yè)經理人招聘考試任用工作，再度回到帝國公司的董事長兼CEO皇帝手里。

　　不過，唐代雖是要通過考試決定選任，卻又不全以考試為定?？忌梢韵认虍敃r在政治、文化上有地位的公卿、要人投獻自己平時的佳作，即所謂“行卷”，也向禮部呈遞自己的作品，即所謂“省卷”或“公卷”，獲得一個“印象分”、“平時成績”，而非一考定終身。這雖兼顧了考生平時學問水平，有利于選出有真才者，但也有一些濫芋充數(shù)的人通過行賄“走后門”騙得功名。為公平起見，宋代科舉考試通過鎖院、糊名、謄錄，考生與考官完全隔絕，考試的內容也由詩賦漸漸轉向經義，以求客觀、中立、平等，做到“以文取人”。再后來，干脆用八股取士，元、明、清三朝皆如此。

　　為什么八股會成為古代科舉考試錄取入仕的首要標準？為什么要考這常常被認為最無用、最呆板、最僵死的八股？何懷宏先生總結其原因認為：中國古代的選舉制度一直遭受著人口數(shù)量的巨大壓力，遭受著人的素質所帶來的趨下變異之苦，它所采取的對策主要是：一是不斷地加長‘走廊’，亦即增加功名的層次，增加考試的次數(shù)；漢代被察舉者可以從鄉(xiāng)間直登朝廷，唐宋科舉層次也還算少，而明清卻得經縣、府、院三試才僅能入學，又須參加科試才能鄉(xiāng)試，鄉(xiāng)試中舉后才能應會試，會試中后才能應殿試，此外還有秀才的歲舉，舉人的復試，進士的朝考等等名目繁多的考試；二是立嚴錄取標準，考試內容的限制越來越嚴，自由發(fā)揮的余地越來越少。（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tài)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版）也就是說，八股是為了緩解人口之累和增加客觀公平的需要，就像現(xiàn)在的高考，有嚴格的標準答案，便于對考生進行科學客觀的評判。

　　可見，科舉考試（八股）是帝國在選拔官僚人才的過程中，一步步地糾正種種流弊而演化出來的、相對公平可靠的考試制度。中國在漫長的1300年的科舉考試中，產生過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shù)百萬名舉人，歷代名臣、名相，杰出的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等大都出自這個陣營之中，其對中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

　　然而，科舉考試絕非只是一個選拔官員的考試制度，其用意大焉。有人說科舉是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大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都對科舉所體現(xiàn)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則驚嘆和折服。錢穆先生則將科舉視為中國歷史“三級跳”之一跳：“總觀國史政制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tǒng)一，一也。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干。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guī)，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所不能搖，宰相所不能動者。”（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綜合錢穆的觀點，科舉之公平也罷，流動也罷，其核心是維護專制的綱紀之骨干，皇帝當然不會輕易動搖它。因此，所謂“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在秦暉先生看來，是“由察舉、門閥之制向科考之制的演變，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由周之世卿世祿到秦之軍功爵制度的一種復制。儒家貴族政治被廢棄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場角逐，無疑是極權國家權威對宗法權威、‘法術勢’對溫情主義占優(yōu)勢的結果。”“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大一統(tǒng)國家通過‘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一以度量斷之’的法家原則(《管子·任法》)，把能人(而非賢人)壟斷于掌握之中，它與以耕戰(zhàn)之功利擇吏的秦法主要是所測之能不同而已。”（秦暉《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再認識》，載《網(wǎng)易歷史》2009年6月25日）

　　我認同秦暉這一觀點。魏晉時所謂“士族門第”就是準貴族，其選官用人重門第講出身，與周朝的爵本位頗有幾分相似。商鞅變法強調“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用軍功爵制取代出身爵制，就是用皇權專制取代封建制；隋唐強調“取士不問家世”（《通志》卷二十五），則是用科舉制取代魏晉時已經具有血統(tǒng)色彩的中正制，亦可視為一次技術化的君主專制取代準封建制，是君主專制政治在發(fā)展中曲折前行中的一個回落。

　　可以說，科舉制就是平和時代的軍功爵制，戰(zhàn)國時的軍功爵制是為激勵耕戰(zhàn)，但因為斬敵首可獲爵位或為官，事實上成為國君選拔官僚的制度，科舉制的作用更為單一，主要用于選拔官僚。而它后果性的作用一如軍功爵制，讓人的身份職業(yè)變得單一化。不從事農業(yè)生產，就只有做官（私人工商被打壓），其余的職業(yè)是多余的，這就像商鞅變法一樣，用官爵表彰農戰(zhàn)，配之以“刑德”，將人們都吸引和驅趕到為國家耕戰(zhàn)之上，對于不從事農戰(zhàn)的學者、商賈、隱士、手工業(yè)者等“害蟲”予以打擊，事實上造成秦國只有軍人和農民兩個合法職業(yè)，其他職業(yè)要么是賤業(yè)，要么不合法，為人們所不齒?？婆e也是如此，事實上造成帝國只有士和農兩個合法職業(yè)，工商縱算“合法”，也是賤業(yè)。商鞅的軍功爵制被改頭換面，包裝成溫情脈脈的科舉制，內核的東西未變，科舉制不斷完善，與專制統(tǒng)治不斷成熟，與官本位思想不斷加固，是步調一致的。

　　一如軍功爵制，有利于底層民眾向上流動，科舉也有利于底層知識階層向上流動。何炳棣先生對明清社會流動進行研究，把獲得科舉功名的社會出身分三大類：A類指家庭上三代未獲得任何生員以及科舉功名的人；B類指家庭上三代只產生過一個或一個以上生員的人；C類指家庭上三代獲得過一個或一個以上較高功名或官職的人。他根據(jù)明清兩代48份進士題名錄提拱的12226例的研究表明：明代進士出身A類的占47.5%，出身B類的占2.5%，兩者合計占50%。清代，進士制度出身A類的占19.1%，出身B類的占18.1%，兩者合計占37.2%。明清兩代平均，出身A類的進士占30.2%，出身B類的進士占12.1%，A、B合計是42.3%。（《明清社會史論》，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tài)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版P99-100）“士大夫多出草野”，說明科舉考試確實“不問家世”，較之以前的察舉、中正制更加公平。

　　科舉確實讓底層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飛黃騰達機會，但這并不能寫改科舉維護專制的本質，它將官僚的錄用和任免完全收歸到中央，保證了一元化秩序的控制。法家的軍功爵制在選人程序上強調客觀化和標準化，在用人上強調才能而非德行出身，科舉在選人的程序、規(guī)則上是法家的，在內容上卻是儒家，但維護君主專制的核心作用卻驚人的相似。因此，帝王非但不動搖它，還用各種手段來極力維護其榮譽和神圣。

　　一是帝王鼓勵人們讀書入仕，入吾彀中。譬如宋仁宗趙禎有詩曰：“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繪圖解人頤》卷一《勸學詩》），赤裸裸地向士人做廣告：只要你們肯下功夫讀書，愿意做我皇家的職業(yè)經理人，我保證給你千鐘粟、黃金屋、香車美人的豐厚回報，這比經商、種地不曉得好多少倍的買賣，作為男人，你們還等什么呢？

　　二是對科舉舞弊嚴懲不殆，維護制度的公信力。譬如清朝從順治到咸豐數(shù)代皇帝，嚴懲科場舞弊案，就處死37人，包括一品大員。南京江南貢院科舉博物館館長周道祥曾說：整個明清時代的近500年間，江南貢院只發(fā)生過四起較大規(guī)模的舞弊案件，其中還有一些是冤假錯案，這個比例比現(xiàn)代社會的任何考試都低，而涉案舞弊者的后果則相當嚴重，輕則發(fā)配處死，重則株連九族。（摘自2006年6月7日《金陵晚報》）

　　三是對科考優(yōu)秀士子，除給予官職利益，還給予極高的政治榮耀。譬如北京故宮的午門，原是紫禁城的正門，進出午門有嚴格的規(guī)定。午門中間的正門只有皇帝能走，皇帝大婚，明媒正娶的皇后進入紫禁城時，可以走一次；大殿傳臚后，高中的狀元、榜眼、探花可由午門正門出皇宮以示嘉獎。午門兩側的門洞，是舉行大朝禮或隨皇帝出入時，身邊的大臣，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員走左邊的門，宗室王公走右邊的門。三品以下的文武官員分東西班次，由左右掖門進出。又譬如，皇帝還會為祝賀考生正式獲得及第而舉辦宴會，是為恩榮宴，恩榮宴俗稱“瓊林宴”，始于宋代，“進士分甲弟，自興國八年（983年）王世則榜始，御顥宴于瓊林苑，蒙正宴于開寶寺，遂為定制”。（[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二《筆記小說大觀本》）帝王用這些“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方法來收買和收編知識階層為我所用。

　　一面是社會的其他職業(yè)要么合法而收入太低如農民，要么是收入不菲卻低賤如工商，一面是官僚這一職業(yè)極盡榮華富貴，做官就有一切。那么，作為經濟人，人們會如何選擇？肯定是像顧炎武說的那樣：“自束發(fā)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鐘粟’、‘黃金屋’；一旦服官，即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日知錄·名教》）直至清末，科舉“乃是全國趨之若鶩的一件事情，父訓其子，兄勉其弟，朋友彼此互相規(guī)勸等等，都以此事為重心。”（齊如山《中國的科名》，收于楊家駱主編《中國選舉史料·清代編》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初版）

　　大家都去擠科舉這個“獨木橋”，其實是往帝王設計的一個籠子里鉆。但不鉆怎么辦呢？還有比呆在這籠子里很舒服的生活嗎？沒有。所以，擠破頭皮也要鉆。正如朱熹所感嘆的：“居今之世，雖孔復生，也不免應舉”。（《清會典事例》）拿孔子調侃科舉的話在《儒林外史》里也有，選家馬二先生說：“舉業(yè)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yè)，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是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我則要說，夫子在而今，也要學申論，參國考，要不，哪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

　　至于科舉的廢止，張明揚先生已講得很清楚，不再贅述。科舉廢止最大的影響并不是考試的公平性問題，而是對皇權政治的影響，我在《“清朝滅亡，就是因為取消了科舉制度”》一文中有過論述：科舉制度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實現(xiàn)了有力的社會整合，尤其是這個制度歷經千年，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社會文化心理，士大夫忠于皇權，每個人忠于儒家價值，循規(guī)蹈矩，社會井然有序，十分適合于專制統(tǒng)治，所以，歷經千年也不廢棄，被帝王玩用于股掌。廢止科舉無疑摧毀了清王朝的政權基礎，使政治和文化同時失序。政治上的失序表現(xiàn)為，政府失去了籠絡人才的極佳手段，而士子也不再圍繞科舉謀出路，政治與教育分離，政府與民眾離析，士子由趨附政權變而叛離政權，危及舊有的統(tǒng)治秩序。文化上的失序表現(xiàn)為，讀書人不再忠于儒家那一整套的價值規(guī)范，激進者甚至公然向儒家的“三綱五常”挑戰(zhàn)，與原來所信仰的東西背道而馳。這樣，科舉的“武功”全廢掉了，整個國家社會就像散了架的風箏下墜。因此，廢止科舉摧毀了清王朝的政權基礎，皇權專制失去了生存的最本結構和土壤，這才有了后來晚清一系列民主共和的努力嘗試。（廖保平《辛亥百年》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且科舉廢止之后，民眾反而有了條條大道通羅馬的的社會流動可能，所以，梁啟超說，“從前的普通觀念，是想做官才去讀書，現(xiàn)在的學生，他畢業(yè)后怎么的變遷，雖然說不定，若當他在校期間，說是打算將來拿學問去官場里混飯吃，我敢保一千人里頭找不著一個。”（《辛亥革命之意義》）

　　綜上分析，作為大學入學考試的高考，需背科舉之道而馳，盡量去政治化，在確保公平的前提下，應該更大范圍鼓勵大學自主招生，讓大家本身去行政化，讓教育遠離政治，而不是“回歸科舉”。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理應大膽地、甚至焦慮的執(zhí)行“人才導向”，能培養(yǎng)出人才，教育才是好教育，大學才是好大學，至于大學教育應該走平民化還是精英化路線，則應由大學根據(jù)自身實際自由選擇，這恐怕才是好教育的正途?！?/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