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丑聞還是財政危機，最后都回歸到一點，那就是人民和媒體對政府的監(jiān)督。透過這兩件事，我們可以更好地思考。民主不是洪水猛獸，新聞自由也不意味著天下大亂。從長治久安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勝利總是喜悅的，但勝利的喜悅往往是短暫的。這句話用在現(xiàn)任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身上再恰當不過。

　　贏得連任的兩天之后，奧巴馬從芝加哥回到華盛頓，面臨的卻是中央情報局局長大衛(wèi)·彼得雷烏斯因婚外戀而被迫辭職的消息。中央情報局大名鼎鼎，但是其局長并不一定為世人所知。然而這一次卻不一樣，因為彼得雷烏斯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zhàn)場立下赫赫戰(zhàn)功，并且長期以來被公認為是美國軍界最有才華、最有領導能力的將軍。他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人認為他與二戰(zhàn)名將喬治·馬歇爾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齊名，是“美國軍隊中一個活著的傳奇”。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卻在奧巴馬連任后的第三天因丑聞辭職，這絕對是奧巴馬第二任期的第一個重大打擊。

　　除了這個讓奧巴馬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丑聞，另外一個給奧巴馬的勝利籠罩上一層陰影的事情就是所謂的“財政懸崖”。簡而言之，財政懸崖就是奧巴馬政府必須在2012年年底決定如何處理美國政府龐大的國債。關注美國政治的人應該記得，2011年上半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是否提高債務上限這個問題上吵得你死我活。民主黨主張一次性把美國國債上限提高到2.7萬億美元，讓聯(lián)邦政府可以撐到2012年底。共和黨則堅持只有大幅削減開支才能從根本上擺脫債務危機，并且提出分兩次提高債務上限，即2011年先提高9000億美元，到2012年再提高1.6萬億美元。這是由于兩黨各自的選民基礎不一樣，民主黨一貫支持增稅和增加社會福利開支，而共和黨向來主張減稅和減少福利開支。爭吵了半天，兩黨最后達成妥協(xié)，通過了《2011年預算控制法案》。該法案除了提高美國政府債務上限，還包括一系列提高稅收和縮減開支的條款，并且除非國會通過新的法律廢除或修改這些條款，否則從2013年1月1日起這些條款將自動生效。

　　雖然這個法案有助于減少國債，但是也會造成政府開支(包括國防和社會福利開支)大大縮減。此外，大幅度削減開支極有可能給復蘇無力的美國經(jīng)濟雪上加霜。奧巴馬面對的挑戰(zhàn)就是要在稅收、開支和國債這三個方面與國會共和黨人達成妥協(xié)，以避免聯(lián)邦政府被迫關門或者社會福利大幅縮減，從“財政懸崖”上摔下去。

　　一個是丑聞，一個是預算。這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從不同視角洞察美國民主的機會。既然是丑聞，肯定要廣而告之。如果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具有高度職業(yè)精神的新聞記者，丑聞只能是“家丑”或“內(nèi)幕”，要么只有極少數(shù)人知道，要么以謠傳的形式流行在人們的茶余飯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媒體在民主政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看門狗角色，隨時監(jiān)督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正因為如此，民主國家的丑聞或許比專制國家更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民主國家的政府官員更腐敗，而是他們被媒體曝光的幾率要大大高于專制國家的政府官員。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運營成本，同時也有各種收入。如同一個家庭要精打細算，一個國家也需要制定詳細的預算，以盡可能實現(xiàn)收支平衡，同時力爭年年有余。然而，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預算不僅是一個經(jīng)濟學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既然是民主，立法機構的議員最關心的往往是如何贏得選民的歡心，而不是政府的收支平衡。長此以往，入不敷出，最后造成了債務危機。給全球經(jīng)濟蒙上厚厚陰影的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的財政懸崖，就最好說明了民主國家在預算問題上很難做到自律。專制國家的官員不需要討好民眾，往往是一個人或幾個人就決定了一個國家預算。但是專制國家也有一本難念的經(jīng)，因為沒有監(jiān)督的預算更容易出現(xiàn)問題，并且為了維護統(tǒng)治的穩(wěn)定，領導人在很多方面會不計成本地花錢。于是很多貌似經(jīng)濟繁榮的專制國家，也出現(xiàn)了財政危機。雖然兩種體制都為財政危機埋下了種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民主體制的預算更能造福于人民，應該是民眾的選擇。

　　民主政治中的媒體

　　彼得雷烏斯的丑聞曝光后，很多人關注的是丑聞的各種細節(jié)：丑聞是被誰發(fā)現(xiàn)的？他是怎么認識這個女人的？他們在郵件中到底是怎樣曖昧的？有沒有美國國家機密泄露？這些問題當然很有趣，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媒體在丑聞中的作用。沒有新聞自由，也就不會有丑聞。

　　中央情報局局長官位顯赫，他不僅是內(nèi)閣成員，而且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就這樣的高官，卻因為一場婚外戀而不得不匆匆結束曾經(jīng)光環(huán)籠罩的公職生涯。試想，類似的職位，要是在一個專制國家，這件事情被媒體曝光的幾率能有多大？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根本保障之一。美國的建國先驅深深意識到了新聞自由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因此把它列入《權利法案》的第一條。為什么要保障新聞自由呢？有了新聞自由，人們就可以發(fā)表不同的觀點，而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有助于人們尋求真相。這就是約翰·斯圖亞特·米爾(舊譯“穆勒”)所說的“觀點的自由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新聞自由有利于提高人類社會的整體認知，從而促進人類社會向前發(fā)展。

　　更為重要的是，有了新聞自由，人們也就可以發(fā)表與政府不同的觀點，包括對政府的批評。也就是說，有了新聞自由，政府就有了無處不在的監(jiān)督者和批評者。一旦有了合法的監(jiān)督和批評，再加上定期選舉，當權者在人民面前就會少一些傲慢，多一些謙遜。只有被監(jiān)督的權力才可能是對人民負責的權力。

　　當然了，監(jiān)督可以有不同方式，可以是政府自己監(jiān)督自己，也可以是通過新聞自由讓人民監(jiān)督政府。然而歷史和現(xiàn)實已經(jīng)提供了充足證據(jù)表明，自己監(jiān)督自己只能是自欺欺人。美國憲法起草人詹姆士·麥迪遜一席話把其中的道理說得最為清楚：“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tǒng)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nèi)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tǒng)治人的政府時，最大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tǒng)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jīng)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助性的預防措施。”至于說輔助性的預防措施，麥迪遜指的是各個政府機構之間的權力制衡，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三權分立。人民怎么來監(jiān)督政府呢？除了選舉，那就是新聞自由。

　　其實說到新聞自由，還有一個經(jīng)常被人忽略的道理，那就是新聞自由實際上是政府把自我監(jiān)督的功能外包給了媒體和人民，這樣做不僅降低了監(jiān)督的成本，也提高了監(jiān)督的效率。專制和民主都面臨政策執(zhí)行和官員考核的問題。我們可以派出如檢查組在全國各地或者各個行政部門巡視，但是這樣做成本極高，并且不能保證這些權力的監(jiān)督者不被權力所腐化。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我們讓媒體和人民行使監(jiān)督權，他們發(fā)現(xiàn)問題后可以在媒體上曝光，也可以通過其他渠道(如檢舉電話)來反映問題。這個道理和110的道理一樣：與其時刻在街上巡邏，不如公布一個號碼，一旦有了警情，人們隨時可以通過這個號碼與警察取得聯(lián)系。

　　無論是從統(tǒng)治者還是從被統(tǒng)治者的角度來說，新聞自由都是一個好東西。在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人民往往更有主人感，而政府官員更有責任感。

　　財政危機：民主的詛咒？

　　放眼當今世界，從北美到歐洲，很多民主國家都患上了一種可怕的病癥，那就是財政危機。歐債危機已經(jīng)持續(xù)幾年了，弄得全世界高度緊張。美國的債務危機沒有歐洲那么猛烈，但是最近幾年國會兩黨因為預算的問題每年都劍拔弩張，也讓全世界提心吊膽。大多數(shù)民主國家，尤其西歐和北美的民主國家，多年來一直走在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的最前沿，其民眾享受著令人羨慕的“共產(chǎn)主義”般的優(yōu)越生活。然而，問題就出在這里：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過于龐大，政府入不敷出，只有大舉借債，于是主權債務就成了懸在這些國家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旦政府沒有能力償還債務，主權信用就會下調(diào)，從而引發(fā)金融危機。

　　有人或許問，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大幅縮減福利開支呢？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非常復雜，而復雜的根源就在民主體制。民主的一個必要條件是選舉，并且是定期的、競爭性的、自由的選舉。在選舉中，政客的首要目的就是贏得選票。為了贏得選票，政客會采取各種手段去討好自己的選民，包括給他們眾多福利。一旦選民嘗到了社會福利的甜頭，再要削減或是取消就很難了，只能是不斷增加。選民和政客都知道，長此以往，只有通過提高稅收來維持社會福利，否則政府只能債臺高筑，但是幾乎沒有人支持增稅，于是政府就只好大舉借債，從而導致財政危機。

　　美國國會的預算制度就最好地說明了民主與財政危機之間的關系。美國聯(lián)邦政府預算由國會以立法的形式制定，而國會議員來自各個州(參議員)和各個選區(qū)(眾議員)。在制定預算的時候，各個議員總是想方設法在預算草案里添加一些專項撥款(earmarks)，為自己選區(qū)的選民謀取一些福利，如修建一條高速公路或者設立一個軍事基地，這樣在競選連任的時候可以作為政績拿出來宣揚。這類條款也被成為“豬肉立法”(porkbarrellegislation)，意指為了贏得選票而給選民一些好處。各個議員之間心領神會，只要相互投票，預案算法案就能順利通過。這樣做的結果是議員和選民皆大歡喜，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聯(lián)邦國庫。正是因為選舉這個紐帶，選民和議員在預算問題上往往變得短視，從而導致美國國債年年上升，已經(jīng)達到了天文數(shù)字。

　　雖然民主天生地受到財政危機的詛咒，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財政危機的另外一面。第一，政府債臺高筑，大多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換句話說，盡管政府窮得叮當響，但是美國人民卻享受著比較幸福的生活。用我們現(xiàn)在流行的話來說，這是國窮民富。當然了，有人會說，美國每年幾千億美元的軍費開支是財政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美國軍費開支有很大一部分在國內(nèi)創(chuàng)造了眾多就業(yè)機會，從而以間接的方式回報了納稅人。

　　第二，盡管有財政危機，但是整個預算過程是相當透明的，從而讓納稅人知道自己的錢是怎么被政府花掉的。很多時候，民眾對政府的怨恨并非來自高額賦稅，而是財政收支的暗箱操作。沒有透明，就沒有監(jiān)督，沒有監(jiān)督，就必然有腐敗。在美國，各級政府每年的預算都公之于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網(wǎng)絡或者是當?shù)氐墓矆D書館查閱。公開透明的預算不僅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得民眾和媒體能夠監(jiān)督財政撥款的具體使用情況，從而有效遏制了濫用財政撥款。

　　第三，盡管總統(tǒng)可以向國會提出預算草案，但是預算的最終決定權在國會。這是因為美國憲法的起草者們認為，國會議員(尤其是眾議員)與選民的聯(lián)系最為緊密，最能代表和反映選民的各種利益，而政府稅收和開支就涉及選民的核心利益。在這樣的體制下，國會不僅決定行政機構的預算，而且有權監(jiān)督行政部門如何執(zhí)行預算。當然了，國會議員整天忙于立法，不可能有時間到各個行政機構去仔細審核賬目，于是他們就得依靠媒體來發(fā)揮告密者(whistleblower)或者看門狗的角色，代替他們行使一部分監(jiān)督功能。

　　無論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丑聞還是財政危機，最后都回歸到一點，那就是人民和媒體對政府的監(jiān)督。透過這兩件事，我們可以更好地思考。民主不是洪水猛獸，新聞自由也不意味著天下大亂。從長治久安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