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們談論的企業(yè)稅負重，大都是在微觀層面得出的判斷。一旦上升到宏觀層面，可能就會有更多的發(fā)現”

　　2.“千斤重擔如果兩個人分擔，每人也就五百斤。而千斤重擔如果都壓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的負擔肯定是非常重的”

　　3.“如果企業(yè)和個人能夠共同分擔中國宏觀稅負，那企業(yè)稅負水平自然會降下來，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4.“‘逐步提升直接稅比重’。其潛臺詞，就是在穩(wěn)定稅負前提下，對個人增加一點稅收”

　　《等深線》記者 杜麗娟

　　伴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束，減稅降費仍然是2017年政策主張的高頻率詞匯。企業(yè)家異口同聲呼吁要為企業(yè)減稅，輿論對減稅所寄予的期望似乎比減稅本身對企業(yè)帶來的效果更讓人興奮。

　　然而就像硬幣有兩面，要研究中國企業(yè)的稅負問題必須結合中國的稅情。如果拋開中外稅制的差異性，僅就國內企業(yè)稅負情況來看，其問題要比平日看到或人們論及的復雜得多。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高培勇在接受專訪時表示，不宜將中國稅負與其他國家做簡單比較，而要扎根于中國的現實稅情，扎根于中國的現實國情。

　　70和90

　　《等深線》：在當下只要談起企業(yè)稅負重，就會引起很多共鳴，似乎整個社會對于稅負都會有各種怨言。在你看來，當前企業(yè)稅負情況如何?導致社會上這樣輿論的原因是什么?

　　高培勇：人們談論的企業(yè)稅負重，大都是在微觀層面得出的判斷。一旦上升到宏觀層面，可能就會有更多的發(fā)現。比如，中國的企業(yè)稅負幾乎就是宏觀稅負，兩者之間存在著高度近似。這是因為，中國的稅收幾乎都是從企業(yè)那里收上來的，自然人直接納稅的情形比較少見。因而，當說到中國的宏觀稅負是怎樣一種水平的時候，那幾乎可以立刻換一種表述，即中國的企業(yè)稅負是多少。當說到中國宏觀稅負和國際上相比處于怎樣一種水平的時候，那幾乎就是在拿中國企業(yè)稅負水平做國際比較。

　　再如，即便把中國所有的稅費收入加總，宏觀稅負水平大概在33%-35%之間，這個水平和整個工業(yè)化國家的平均稅負(39%)水平比，并不能算是高的。但是，一旦論及企業(yè)稅負水平，由于我們的宏觀稅負水平約等于企業(yè)稅負水平，而在其他國家，宏觀稅負水平則基本上由企業(yè)和自然人均擔，那我們的企業(yè)稅負水平就是高的了。道理非常簡單。千斤重擔如果兩個人分擔，每人也就五百斤。而千斤重擔如果都壓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的負擔肯定是非常重的。

　　之所以出現這樣一種情形，源自于我國現實的稅制結構。現實中國的稅制結構可以兩個數字可以概括，一是70%，一個是90%。

　　“70%”意味著，在我國，政府每征收100元的稅收，其中有70元的稅來自流轉稅(也就是在流通領域征的稅)。流轉稅通常是要加在商品或服務價格中轉嫁出去的。

　　“90%”意味著，在我國，政府每征收100元的稅，其中90元是從企業(yè)那里收來的，這在世界范圍內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特例。

　　這就是說，目前幾乎所有的稅收都是落在企業(yè)身上，都是從企業(yè)口袋里掏錢，如果企業(yè)和個人能夠共同分擔中國宏觀稅負，那企業(yè)稅負水平自然會降下來，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在這種條件下要把企業(yè)稅負降下來，首先需要改革稅制結構，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但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向個人征稅如同割肉

　　《等深線》：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比重的調整，能否參照歐美模式?

　　高培勇：在向個人征稅問題上，我們一直沒有真正邁開腳步，仍然走的是繞開個人，向企業(yè)征稅，由企業(yè)再將稅收通過價格渠道轉嫁到個人身上的道路。

　　這種稅制結構和其他國家相比，就存在很大的不同。稅收有直接稅和間接稅之分，直接稅對自然人收，間接稅對企業(yè)收。在歐洲，直接稅占比大概是55%，間接稅是45%，兩者基本處于一個均衡的比重。

　　美國的直接稅占比更大，其中70%來自直接稅，即向個人征收，30%來自間接稅，是企業(yè)貢獻。

　　如果中國也是這樣一個結構，我們收100元，55元落在個人身上，45元落在企業(yè)身上，企業(yè)稅負不就降下來了嗎?或者55元落在企業(yè)身上，45元落在個人身上，企業(yè)稅負也會相應降下來。但是，由于前所述及的原因，向個人征稅一直非常困難。因而，一個慣性的選擇，就是把稅放在企業(yè)身上。盡管企業(yè)在稅負問題上只具有統計意義，其所繳納的所有的稅收都是要轉嫁給個人的，不是向前轉嫁給消費者，就是向后轉嫁給股東。

　　《等深線》：和個人相關的稅制改革總是會引起更多的關注，盡管企業(yè)稅負重，但和個人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大多數人的選擇又是怎樣?

　　高培勇：目前的格局是，舉凡涉及企業(yè)稅的調整，在社會上基本不會有多大的反響。但一旦涉及個人稅如個人所得稅，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調整，都會引致極大的反響。不妨試想，如果去年5月營改增涉及的不是企業(yè)稅，而是個人所得稅，其推進的情形會是我們看到的樣子嗎?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稅改路線上跟以前不同的提法，就是“逐步提升直接稅比重”。其潛臺詞，就是在穩(wěn)定稅負前提下，對個人增加一點稅收，減少間接稅的比重。

　　因為對企業(yè)的征稅很難形成割肉之感，但一旦延伸到個人，那就如同割肉。所以，必須認識到的一點是，在當前的中國，要徹底解決企業(yè)稅負水平偏高的問題，只能走稅制結構調整的路子——逐步增加直接稅比重，同時降低間接稅比重。只有間接稅降下來了，企業(yè)稅負水平才可能真正獲得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