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體系是任何一種政治文明最突出的表現(xiàn)形式。日益成熟定型的中國制度體系成為當今世界政治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中國制度體系的發(fā)展和完善是人類政治文明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從學理上對中國制度體系背后的精神、原理、安排、績效的闡述還有待學界努力。本文扼要概述中國制度背后包含的一些精神和原理，以期學界能進一步圍繞中國制度體系的精神、原理、安排、績效進行探討，向國內外積極普及中國政治文明成就，共同推動中國政治學理論、學科、學術體系的發(fā)展。

　　公與私

　　任何好的制度，背后都有一種精神力量在支撐，從而使其常活常青常新。中國制度體系的特點既要放在自己的歷史和國情中看，也要放在國際比較視野下看，它和西方制度體系最大的區(qū)別在于立制建章背后之精神的不同。簡單講，西方制度立制的精神是“私”，中國制度立制的精神是“公”。古人說：“一私則萬事閑，一公則萬事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的核心思想是“公”，這一點與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是相通的，也是中國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文化基礎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扎根的思想養(yǎng)料。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話語體系中，“公”是最常用的一個字。例如，共產(chǎn)黨人經(jīng)常講“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另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制度安排的核心和主體也是“公”。正因為“公”代表著中國制度體系的一大精神，我們觀察中國制度，無論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還是一般制度、具體制度，均可發(fā)現(xiàn)其背后偉大的“公”的意蘊。反觀西方制度，其背后精神是“天下為私”。中國共產(chǎn)黨的治國理政話語體系也好，中國制度體系也好，反復強調要按照公心、公道、公正，這些都是“公”的思想的發(fā)揮。我們閱讀中西政治經(jīng)濟法律著作，可以明顯地看到背后“公”“私”的分野。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著作的主導精神是“公”，是按照“天下為公”精神來展開的。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著作主導精神是“私”，基本是按照“天下為私”精神下來的。這種兩分法有點絕對，但基本不偏。進而言之，人類政治文明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按照“天下為私”的邏輯走下去，怕是個絕境。

　　合與分

　　中國制度精神的第二個層面體現(xiàn)在“合”與“分”的關系中。簡單講，“合”的精神貫穿在我們制度體系安排中，就是制度體系建立在“合而治之”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分而治之”基礎上。

　　中國制度體系安排遵循的是“合而治之”的精神。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突出黨領導人民依法治國，中國特色政黨制度強調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把團結擺在首要位置，社會基層治理重視協(xié)商，乃至黨政關系中講的是分工而不是分開，等等。進一步來說，在“合而治之”的制度體系中，制度設計不是建立在制衡原理上，而是建立在監(jiān)督、協(xié)商原理上。在西方政治學理論中，制衡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是在中國特色政治學理論體系中，監(jiān)督體系建設理應被放在比制衡更重要的位置。如果按照制衡原理來思考甚至設計我們的制度，那就必然和我們制度大的精神相沖突。在這個問題上，國際政治學界好將制衡視為制度體系安排的唯一原理，實際上是值得反思的。

　　中國政治模式以“合而治之”原理解決了“分而治之”制度體系的弊端，這是我們在國際比較中講制度自信的一個理由。“合而治之”是我們制度體系在國際比較中的比較優(yōu)勢，也是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方向。一國三公，則權柄分而不一。道旁筑舍，議論多而難成?？疾煳鞣教厣闹贫润w系，其精神大致是“分而治之”。在“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中，政黨制度、政行關系、政法關系均以分立甚至對立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而所以強調“分”，同其制度精神的“私”又是一脈相承的。在“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中，制衡比監(jiān)督更重要。制衡走到極端，即是掣肘和對抗。政治淪落為部分反對部分、一屆反對一屆的相互否決狀態(tài)，就很難為國為民謀長久之利。這違背了政治為公的常識。觀察世界上不少國家的治理現(xiàn)狀，在引入“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后，深受其苦，由此導致政治分裂、政黨對立、社會對抗、民族分離的可謂司空見慣。

　　內與外

　　在各國互聯(lián)互通和相互依存的時代，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之間的相互傳導性，已經(jīng)極大地改變了政治系統(tǒng)的運行空間。為此，構建一個內外政治合作共生取向而不是對抗取向的制度體系，成為政治學和外交理論思考的一個問題。

　　近代西方政治理論大致構建了一個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或者內外關系沖突的制度模式，這種制度模式的缺陷表現(xiàn)為內部政治頻繁否決國際合作協(xié)議，“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又增加了對外行為上的不確定性，導致國際合作舉步維艱，全球治理寸步難行。這顯然不是能夠適應各國責任、利益、命運高度關聯(lián)狀態(tài)下的制度體系。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互聯(lián)互動的增強，需要各國尤其是大國，能夠確保國內制度體系與國際合作處于合作協(xié)商而不是排他否決狀態(tài)。

　　中國制度體系形成了一個較為高效的內外關系合作模式，國內政治與國際關系處于一種合作協(xié)商狀態(tài)下，避免了多黨制、利益集團政治下容易出現(xiàn)的對國際合作協(xié)議輕率否決的現(xiàn)象。換句話說，外人同中國打交道的確定性和一致性強;反之，外人同多黨制國家打交道的外交成本高，不確定性更強。中國制度體系在內外關系上的處理辦法，實際上可以為世界政治學界思考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關系提供新的借鑒價值。

　　制度與人

　　將制度體系的穩(wěn)定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結合在一起，是理解中國制度精神和原理的一個關鍵。一些西方特色的政治學理論雖然重視制度，但有的時候發(fā)展到制度決定論，只見制度不見人，陷入機械主義制度論的認識陷阱中。人們經(jīng)常聽到的一個觀點是，某某國家的制度很好，庸才當總統(tǒng)也能夠把國家治理好;但是他敢不敢反問，如果連續(xù)出現(xiàn)兩三個庸才總統(tǒng)，如果制度體系中的人懈怠了，國家治理究竟會是什么樣?在比較中西政治學理論體系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西方特色政治學教科書中，是沒有黨建理論的。但是在中國政治學理論體系中，黨建則是核心內容之一。這兩套理論體系內容的差異，實際上反映了對制度與人關系的認識不同。

　　有一個寓言故事，是說一艘木船，每年都要換掉一些舊船板，那么等全部船板都換完以后，這艘船還是不是原來的木船?顯然，如果將木船比喻為制度，將船板比喻為制度中的人，如果不斷換上的是理想信念不一樣的人，這艘船最后就不是原來的船;但是不斷換上的是理想信念一樣的人，這艘船哪怕木板全換掉了，最后還是原來那艘船。這個寓言故事對于理解制度和人的關系，不乏啟發(fā)意義。(下轉2版)

　　(上接1版)一個國家的根本和基本制度奠定以后，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在堅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過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調動，發(fā)揮制度最理想的效果。我國的黨政軍機構中，不少機構都是和人的建設有關;我們的政治學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中，黨建占據(jù)重要的位置;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政治學習、民主生活會、干部理論培訓、理想信念教育，其著力點都是制度體系中的人。

　　將制度的穩(wěn)定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結合起來，是中國政治學理論重要內涵之一。實際上，世界各國在政治發(fā)展中，都應該重視制度和人的關系。有的國家在其政治發(fā)展中，忽視了人的因素，以為移植外來制度就可以把國家治理好了，有的國家擁有一套自身制度體系，但是忽視了制度體系中人的教育，其制度體系最后也走向了僵化和衰落，這些都是政治學研究需要重視的教訓。

　　制度體系與中國政治學新任務

　　中國制度體系的定型和完善，反映了新中國為人類政治文明所作出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也把中國政治學理論在世界上推到一個新的研究高度，這是我們制度自信的理由之一。政治為公、“合而治之”、內外協(xié)商、制度與人關系等，只是概括中國制度精神、原理、安排、績效的幾個概念。其實我們講自己的制度體系定型以后，對從事國際政治和中國政治研究的人提出了一個具有前瞻性和歷史性的大課題，也就是在制度體系建設上不存在接軌的問題，關鍵是如何在堅定自己制度文明標準的前提下，將自身制度體系建設的重要成就予以學理化。古今中外的大國發(fā)展歷史表明，一個沒有自己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大國，一個沒有把握住自己政治體系、政治實踐解釋權的大國，其在政治精神上也不會是獨立的。這也是當下講制度自信對學界提出的理論任務。

　　學界除了致力于完成中國制度體系的標識性概念提煉和理論體系的構建，還要做好中國制度體系知識的國內外普及工作。從國際比較來看，利用一些西方特色的政治學概念難以解釋中國政治和制度體系，甚至還有很大的誤導性。例如，在對外講中國制度道理時，外人很容易對“合而治之”的制度體系安排留下深刻印象;反之，外人如果按照“分而治之”來理解中國制度體系，則往往不得其解。政治學界因此有責任把中國政治發(fā)展、治國理政和制度體系提煉出成體系的標識性概念，對國內外政界、學界、企業(yè)界、社會民眾進行中國政治知識普及工作，增強社會對我們制度體系的認同，增加外人對我們制度體系的理解，為中國的大國成長積聚政治軟實力。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