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何從“思想失靈”的現(xiàn)代性文化迷障中提振文化的信念與信心，重建人類的精神家園?經(jīng)濟全球化復雜變局中，究竟應怎樣傳承和反思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以真正實現(xiàn)文化自覺?如何從中國古代優(yōu)秀文化的思想基因中創(chuàng)造屬于中華民族文化的思想自我?這些都是當代中國文化哲學亟須深切反思的根本問題。
一般文化論是為反觀“歷史世界”或“生活表象世界”以及檢視“文化的地形圖”準備的，但它不適合解釋人的生存樣法與存在方式及其根源。一般文化論重在研究文化的傳播、進化、分期以及文化的模式、結構和功能等，而這些問題在文化世界中并非最根本的。在人類生活中，文化之存在，這不是困惑;而文化究竟應以怎樣的方式、信念、品質、姿態(tài)和韻律存在，這才是問題。
追問哲學對文化重建的責任
哲學一直沒有給人的“精神生命”與“文化使命”承諾一個與之相配的一般文化論解釋。對此，哲學無須自責，因為哲學的文化職責在于以人性自覺、價值理性、辯證批判的態(tài)度提供一種實踐性的“文化反思”，而不是一種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釋”。確切地說，文化哲學有責任宣告：人類必須為建基自己文化之上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同時必須以時代精神反思、指引、論證和創(chuàng)新這種信念本身，包括它的思想基因、構成原則、生活真理、人性理想、內在靈魂，以及使這種理想信念生生不已、永葆活力。如果我們不再反思文化，實際上也就離棄了文化。這將意味哲學的失職，我們自身相與的文化也將因失去動能而走向沒落。由此標示著，對人與文化矛盾關系的反思當屬哲學的本份，文化思想原則與生命價值判斷之間“反思的平衡”尤應成為文化哲學的核心課題。進言之，一個民族的生命與其文化生命是一種命運性的互養(yǎng)共生關系。誠如錢穆先生所言：“文化也就是此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沒有了生命”，而凡所謂文化，必定有它的“傳統(tǒng)的歷史意義”和“生命之綿延精神”。鑒此，對我們時代性的精神生活狀況和生命精神的反思與批判乃是哲學尤其是文化哲學義不容辭的責任。
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物的依賴性”特征的凸顯，尤其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現(xiàn)代性資本邏輯的強勢統(tǒng)攝下，原本作為文化價值信念創(chuàng)造者，以及富有思想活力、引導公眾輿情和保持文化批判熱情的哲學，卻日趨淪為一種被“凍結”的“非生成性資本”，進而導致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和批判性的品格離開了它，使它無意或無力對我們時代的精神生活狀況“診斷”和“治療”，哲學逐漸蛻化成無思想、無信念、無靈魂的“文化歷史殿堂”的守夜人。同時，生活中“孤獨的經(jīng)濟人”也代替了趕往天國的“精神孤獨的朝圣者”(馬克斯·韋伯語)，善良之心完全轉變?yōu)橛挟a階級舒適生活的一種外在手段。從此，正如法國哲學家阿爾貝特·施韋澤在其《文化哲學》中指出的那樣，“沒有人為我們的精神生活開出清單，也沒有人以高貴的信念和真正進步的動能為基礎去檢驗我們的精神生活”，以致“我們正處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而這恰歸于哲學的失職。
探賾中西方文化的思想基因
在文化哲學的意義上，思想的自我反思，不能囿于對文化思想內容的反思，而應深入到對形塑思想的根據(jù)或基因(組)的反思。就中西文化精神比照而言，對“唯一真”的迷戀和占有，是西方人的自明之理和文化總基因。如古希臘哲人對“存在者之存在”的唯一本原、開端和原則的執(zhí)著追尋，猶太文化對“真神”的堅定信仰，近代西方人對“唯一真邏輯”“唯一真科學”“唯一真主義”的狂熱崇拜，等等;歐洲宗教改革以后，“人”與“個人”日益突顯在西方文化基因的賡續(xù)鏈條上，并延展而成了西方文化的現(xiàn)代新基因。“人”與“個人”，分別以總體與多元、依附性與獨立性、類性與個性、理性與經(jīng)驗、求同與存異、平等與自由等相對應的意識、取向和原則，彼此爭奪“唯一真的地位”，進而也在不斷整合和分裂著現(xiàn)代西方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生活。但無論如何，對西方世界而言，“真理只有一個”的文化基因滲透一切、統(tǒng)攝一切。
相異于西方人追求“唯一真”的文化基因，求解以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優(yōu)秀文化基因圖譜，關鍵要把握兩個既分立又混成的“活性因子”：“向上心”和“相與情”。一是養(yǎng)“向上之心”。參考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的說法，即不甘于錯誤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擁護正義的心，知恥要強的心，嫌惡懶散而喜振作的心，消急躁爭貪而守恭謙敬畏的心，棄怨憤狠絕而懷辭讓盡責的心，等等。此“向上心”，即人本有之“義、理”，“從之則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見其所得;違之則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見其所失”。可見，古人以“取法乎上”作為思想原則實有其深長意味：向上踐履，見賢思齊，念念不離當下，惟義不待求取。二是厚“相與之情”。同西方人“窮物之理”傳統(tǒng)相比，中國古人強調“道始于情”、“天地含情”和“忘情融物”。對中國古人來說，挈人之真性情，領悟“生命廓然與萬物一體”、“生生之謂易”的化境，乃樂莫大焉。由此情誼的蘊發(fā)，中國文化根底上實屬“生命的學問”。其講求盡物之性、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使世間有情眾生各本其敬生、達生、樂生的懿德，推而廣之，創(chuàng)而進之，增而益之，‘體萬物而與天下共親’，以兼其愛;‘裁萬類而與天下共睹’，以彰其善;感萬有而與天下共賞，以審其美”。至此，體現(xiàn)倫理性、審美化的“相與之情”，與價值性、實踐性的“向上之心”協(xié)同形塑了中國人的思想品質與文化基因。
當然，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基因構成遠不止于此，它是一個和而不同、博厚開放的基因譜系。例如從殷商時期文化基因的曙光，到“百家爭鳴”時代文化基因格局的初成，從漢唐至明清時期文化基因的殷實和重組，再到鴉片戰(zhàn)爭、“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以及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文化基因的批判反思、重大改組和承傳鼎新，綿延了上下五千年。全面深入探賾、梳理中國優(yōu)秀文化基因的圖譜、胞核和命脈，是促進當代中國文化自覺和文化創(chuàng)新的重要思想前提。創(chuàng)生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自覺
如何從“思想失靈”的現(xiàn)代性文化迷障中提振文化的信念與信心，重建人類的精神家園?經(jīng)濟全球化復雜變局中，究竟應怎樣傳承和反思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以真正實現(xiàn)文化自覺?如何從中國古代優(yōu)秀文化的思想基因中創(chuàng)造屬于中華民族文化的思想自我?這些都是當代中國文化哲學亟須深切反思的根本問題。
首先，在研判文化與文明的異同中，守護文化之為文化的自性。也許在把文化理解為“人類文明的總稱”的意義上，文化與文明屬同義語，但實則不然。“文明”是以其普遍性風貌、未來性意識和“顯赫勞績”，不斷確證、推展(甚至殖民、擴張)著人類外在的生存境況，“文化”則是以其個性化品性、守常觀念與“深厚意蘊”，持久滋養(yǎng)、培育著人自身內在的生活方式。在普遍的文明和現(xiàn)代規(guī)則中，我們要防止本民族文化被異質文明包裹(文化的“假晶現(xiàn)象”)、侵蝕和終結，更要守護好、推介好、傳承好自己獨特的文化及其傳統(tǒng)。
其次，在本土文化與他者文化、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交流互鑒和辯證覺解中，彰顯中國文化的思想特色，增強中國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贏得新時期文化轉型、文化創(chuàng)新的自主地位。依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既要親熟自己的本土文化，又要理解所接觸的異域文化和他者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挺立自身的位置，經(jīng)過自主的適應，取長補短，構建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人際與心際通達和順的“倫理生態(tài)”和各種文化“美美與共”的人類文化共同體。
最后，在中華優(yōu)秀文化基因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實踐的互動融通中，激發(fā)和增進當代中國文化的活力。當前要在深入挖掘和弘揚中華民族“取法乎上”的進取精神、“窮理盡性”的生命智慧、“學以致用”的知行品質、“其命維新”的創(chuàng)新品格、“陰陽和合”的辯證旨趣、“倫理本位”的家國情懷、“協(xié)和萬邦”的和諧觀念、“天下為公”的無私胸襟、“以道蒞天下”的治理理念、“美善相樂”的相與之情等文化基因的基礎上，主動融合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實踐的新成果，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的思想自我，自覺推進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