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侯列國之中，秦國的文化軟實力原本最弱。春秋時期孔子周游列國，但卻始終沒有踏上秦國半步，后世韓愈《石鼓歌》有言“孔子西行不到秦”，這是秦國文化缺失的真實寫照。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很少看到列國士人的影子。商鞅之后雖然有張儀、范雎、蔡澤等士人策士相繼接踵赴秦，但無論是士人的絕對數(shù)量還是相對數(shù)量都居于列國之后。真正改變這種局面的人是呂不韋。呂不韋在秦國主政十五年，“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史記·太史公自序》)，為秦國統(tǒng)一天下收羅了大批的人才，做足了人才儲備。呂不韋家僮萬人、門客三千，其中對秦國后來影響最大的是李斯、甘羅等賢才，這些人才并沒有因為呂不韋身遭羈難而出走，而是大多留在了秦國，最終成為秦國的棟梁之材。

　　人才之外，呂不韋給秦國留下的文化遺產(chǎn)便是《呂氏春秋》。這部書是雜家的集大成之作，是呂不韋執(zhí)政期間文化建設(shè)最耀眼的成就。呂不韋出于商人的本能，試圖把諸子百家擇其善者而融為一體，這樣的文化戰(zhàn)略符合時代發(fā)展的要求。正是憑借修著《呂氏春秋》，秦國一躍而成為文化發(fā)展的引領(lǐng)者，為統(tǒng)一天下準備了文化基礎(chǔ)。呂不韋招致賓客游士編寫《呂氏春秋》，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語道破了其真實目的：“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很多人對呂不韋的認識充滿了先入為主的偏見，都因為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列傳》開篇即云：“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這句話幾乎成了后人認知呂不韋的蓋棺論定。其實考其生年，呂不韋初見異人時至多不過年方22歲，說他是子承父業(yè)的富二代尚可，說他是大商人未免言過其實。我們不要被“奇貨可居”的故事蒙蔽了雙眼，其時的呂不韋不過是一個商人出身渴望經(jīng)邦濟世的熱血青年。呂不韋相秦，推行與商鞅變法不同的新的治國方略，提倡“義兵”，改變秦國“尚首功”的軍功政策，慎殺交戰(zhàn)國軍民。呂不韋執(zhí)政期間，《史記》秦本紀不再見斬首若干記載?！妒酚洝非乇炯o說：“孝文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馳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縱觀秦史，秦孝文王前，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代君王均無即位“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做法。呂不韋認為片面強調(diào)皆斷于法、唯法是治的治國理念已經(jīng)過時，“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藥，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之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wù)矣”(《呂氏春秋·察今》)。呂不韋認為仁義德化能起到賞罰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主張“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以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呂氏春秋·上德》)。這和秦始皇的治國理念截然相反，這才是他悲劇結(jié)局的根本原因。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中指出，秦始皇與呂不韋的矛盾使得秦始皇走了另外一條路統(tǒng)一了中國，“相反的，假如沿著呂不韋的路線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tǒng)一中國的，而且統(tǒng)一了之后斷不會僅僅十五年便迅速地徹底崩潰”。從這個意義上講，呂不韋的文化價值遠遠超過其執(zhí)政功績。

　　呂不韋應(yīng)該算是一位文化建設(shè)的先行者、實踐者，他其實是一位為了自身理想和文化理念而亡的殉道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借揚雄之口評價他是“穿窬之雄乎”!就其人生際遇而言，呂不韋確實是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就其歷史影響與文化建設(shè)的貢獻而言，這樣的評價未免失之公允。

　　借助“西河之學(xué)”“稷下學(xué)宮”兩大平臺，魏國與齊國相繼奠定了國家強盛的根基。秦國的文化建設(shè)平臺比較獨特，一場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的《呂氏春秋》編書運動，成為加快秦國統(tǒng)一的助推器。魏、齊、秦三國相繼崛起的基因密碼盡藏于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