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說：一國經濟要保持穩(wěn)定增長，總供給與總需求必須平衡。對此學界似乎并無分歧。分歧在于，當總供給與總需求不平衡時怎么辦?迄今為止學界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凱恩斯的主張，是立足需求管理，重點擴需求;而供給學派卻主張供給管理，重點促供給。這是說，以需求管理為主還是以供給管理為主，是凱恩斯學派與供給學派的分界所在。

　　往前追溯，經濟學家大多是重視供給管理的。鼎鼎大名的薩伊定律說：“供給能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薩伊的意思是，一個國家只要管理好供給，就不會出現(xiàn)普遍生產過剩和失業(yè)。上世紀30年代之前，薩伊定律一直被奉為經濟學的信條，從未動搖過。然而1929—1933年發(fā)生了經濟大危機，西方國家失業(yè)率達到25%以上。凱恩斯1936年出版《通論》發(fā)起了對薩伊定律的“革命”，政府管理的重心從供給側轉到了需求側。

　　對凱恩斯理論我在本專欄作過分析，這里不重復。只指出一點，凱恩斯對戰(zhàn)后西方經濟繁榮居功至偉，他也因此被譽為“戰(zhàn)后經濟繁榮之父”。遺憾的是好景不長，到上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就陷入了滯脹。面對滯脹，人們不得不對凱恩斯理論產生懷疑。時勢造英雄，供給學派于是應運而生，這樣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又從需求側回到了供給側。其實從政策主張看，供給學派與凱恩斯并無大異。所不同的是，凱恩斯主張政府直接擴投資，而供給學派則主張通過減稅擴投資。

　　毋庸諱言，凱恩斯學派和供給學派的理論我們都曾借鑒過。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辦法皆是擴內需;早在2009年初，國務院就推出了結構性減稅，今天中央強調“降成本”，內容之一也是降稅費。不過我要指出的是，我們的供給側改革卻不同于西方供給學派。前者重在調結構，后者重在減稅擴投資。事實證明，當年里根推行減稅不僅未解決美國的結構問題，反而加深了結構性矛盾。

　　是的，供給側改革不同于供給學派，那么供給側改革是否是由政府調結構?當然不是。要知道，供給側改革有三個關鍵詞，其中第一個關鍵詞就是“改革”，這里的“改革”，是改革過去那種主要靠政府計劃配置資源的體制機制，讓市場起決定作用，同時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換言之，供給側改革強調的是從供給端發(fā)力，主要通過市場機制調結構而不是由政府調結構。

　　我曾說過，政府調結構有三個前提：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來怎樣的結構是合理的結構;第二，政府官員要比企業(yè)家更懂市場;第三，行政手段要比市場手段更有效。可事實上這三個前提并不存在。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市場變化莫測，政府怎可能知道未來10年、20年怎樣的結構是合理結構呢?而且企業(yè)家整天在市場摸爬滾打，政府官員也不可能比企業(yè)家更懂市場。再有，行政手段在公共品領域有效，但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市場手段卻比行政手段更有效。

　　最近聽到一種議論，說某資源產業(yè)去產能后，現(xiàn)在又出現(xiàn)供給短缺、價格上漲，證明當初就不該推行供給側改革。我不否認存在這種現(xiàn)象，但卻不能因此否定供給側改革。所以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原因是有些地方官員沒有領會供給側改革的要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供給側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可是有些地方去產能用的卻是計劃經濟的老辦法，由政府派任務、下指標，結果事與愿違與供給側改革有何關系?

　　學界還有一種誤解。有人認為，供給側改革的目標就是“三去一降一補”。言下之意，只要完成了“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改革便大功告成，可以鳴鑼收兵。為何說這也是一種誤解呢?習近平總書記講得清楚，“三去一降一補”只是供給側改革的近期任務，長遠目標是建立供給適應需求變化的體制機制，實行供需動態(tài)平衡。

　　正因為存在這種誤解，少數地方才會急于求成，不惜用行政手段調結構。前年暑期我赴南方調研，就有不少地方官員介紹說，當地政府為了去產能、去庫存，不僅給企業(yè)下指標，還規(guī)定時間表，要求限期完成。這種做法，顯然背離了供給側改革的初衷。供給側改革當然要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但辦法卻不是行政手段，而是要通過改革配置資源的體制機制，用市場機制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并由此將近期任務與長遠目標相銜接。

　　最后要特別指出的是，用市場機制調結構，并不是說政府可以置身事外。推動供給側改革，政府應做好三件事：第一，進一步放開價格。讓價格由市場決定，充分發(fā)揮價格反映供求、調節(jié)供求的功能;第二，進一步開放市場。關鍵是要打破行業(yè)準入限制，讓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第三，提供公共品并保護產權。但凡市場不提供的公共品，政府皆要提供，而且對公有經濟產權和非公經濟產權，都應實行嚴格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