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的名字成因復雜，有人物、官署、寺廟、河渠、橋梁、府邸、倉儲、作坊、樹木、動物、地貌、方位、房舍、苑囿、家居、生活等數(shù)十種，不乏因地標建筑得名的胡同。地標建筑又種類繁多，其中有一些包含了特殊的物件，像門樓、石磨、水井、碾子、石碑等。什剎海銀錠橋北側的大、小石碑胡同就屬于這一類。

　　在北京城以“石碑”得名的胡同很多，像位于平安里的石碑胡同(即育德胡同前身)、位于西長安街南側的石碑胡同、位于西直門內(nèi)大街北側的石碑大院等。另外《京師坊巷志稿》和《燕都叢考》中還記有“賢孝碑”的胡同名。雖然這些胡同以“石碑”得名，但由于史料上對這些胡同的成因，尤其是對“石碑”著墨不多，讓后來研究北京胡同的學者產(chǎn)生了一些困惑。大、小石碑胡同就是這種情況，1990年的《北京市西城區(qū)地名志》僅記載為“清代稱石碑胡同，為正黃旗地界。1911年后析出大、小石碑兩條胡同。”

　　現(xiàn)在的大石碑胡同呈東西彎曲走向，全長261米，均寬3.5米，東端與煙袋斜街相連，北端通向鼓樓西大街。小石碑胡同為南北斜形走向，全長80米，均寬2.5米，南端為銀錠橋北，北端為大石碑胡同，中部與煙袋斜街和鴉兒胡同相互銜接。

　　從邏輯上分析，大、小石碑名字的起因和附近的石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石碑一般都立在寺廟里，哪座寺廟里的石碑和這兩條胡同有關呢?

　　從民國時期的老地圖上看，大、小石碑胡同附近寺廟很多，像廣福觀、廣化寺、三元伏魔宮、三財龍王廟、白衣庵、火神廟、海潮庵、清虛觀、湯氏家廟、槐寶庵、華北協(xié)和修道院……在這些寺廟中，廣化寺、廣福觀等幾個規(guī)模較大的寺廟里都立有石碑。有的人認為這座石碑來自始建于元代的廣化寺，里面有塊明萬歷年間立的《重修廣化寺碑》，碑文上記有“都城西北隅有巨浸曰什剎海，以環(huán)海有叢林十故名。廣化寺者十剎之一”，該文字被專家們認定為“十剎之說”的文字見證。

　　也有人認為是指建于明天順年間的廣福觀內(nèi)的石碑。因為這個道觀曾是道錄司辦公之所，是國家級管理道教事務的部門所在地。觀里有明成化年間立的《誥命道士孫道玉御制文碑》和《廣福觀改建神路碑》。民間還有這樣一個說法，大、小石碑之名可能來源于鼓樓西大街瑞應寺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立的康熙皇帝御制詩碑。

　　但真正與大、小石碑有關的是原協(xié)和修道院里明崇禎皇帝的《賜曹化淳御筆草書碑》。據(jù)《燕都叢考》引《骨董瑣記》記載，“德勝門大街大石碑胡同協(xié)和修道院，故廣化寺也，有明毅宗賜曹化淳御筆草書碑，高丈余，字徑五六寸，筆勢挺秀，文曰‘明理紀實，心領神會，五韻精嚴，八法清貴。周旋于規(guī)矩之中，超越乎萬象之外。有以似其人乎?然也，若止于筆，文焉則未，司禮掌印化淳，有作輒佳，特賜。崇禎戊寅八月谷旦’。”碑額上鐫有“敬天法祖親賢愛民之寶”。據(jù)考證，此碑高2.71米、寬1.06米，碑額高0.24米、寬0.2米。左右還有兩碑，“皆鐫所屬賜御札”。據(jù)專家考證，這兩座石碑分別為《獎敕曹化淳碑》和《獎諭曹化淳碑》。

　　曹化淳在明末可是個重要人物。崇禎元年(1628年)朱由檢繼皇帝位后，太監(jiān)曹化淳被委以重任。他負責處理魏忠賢制造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兩千余冤案。因辦事得力，深得崇禎皇帝信任和倚重。崇禎十一年(1638年)任司禮秉筆太監(jiān)、東廠提督、總提督京營戎政的曹化淳因病乞準告假榮歸故里，崇禎皇帝親自為曹化淳樹碑立傳。崇禎皇帝做事謹慎，為重臣題寫碑文實屬罕見。更為珍貴的是崇禎皇帝御制草書碑存世僅有兩處，一處為與大、小石碑有關的《明毅宗賜曹化淳御筆草書碑》，另一處在湖北襄陽市，為崇禎十三年(1640年)所立的《賜楊嗣昌出師碑》。在《石遺室詩話》中的《廣化寺》一詩，對這座石碑有這樣的評述：“千金筑館辟蒿萊，卻鎖重門未忍開。湖上清光余幾許，春來風信又多回。事經(jīng)變幻忘初意，士失雕鐫定不才。此局廢興爭屬目，寧論吾彼寸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