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族是今黑龍江、嫩江流域的游牧民族，逐步西遷，386年在盛樂(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建國立朝，史稱“北魏”。

　　“王道衰而有能復興”

　　北魏第三任皇帝拓跋燾，即著名的太武帝，立志“啟國承家，修廢官，舉俊逸，蠲除科繁，更定科制，務(wù)從輕約，除故革新，以正一統(tǒng)”，先后滅胡夏、北燕、北涼等，統(tǒng)一北方。然而，拓跋燾晚年脾氣暴躁，誅戮過多，不僅給他本人帶來滅頂之災，也給北魏帶來嚴重內(nèi)亂。465年拓跋弘繼位，即獻文帝，時年9歲，由馮太后攝政。471年拓跋弘禪讓太子拓跋宏，即孝文帝。拓跋宏時年才4歲，馮太后繼續(xù)攝政。其兩任間，實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北魏如王觀國所謂“王道衰而有能復興”，統(tǒng)稱“孝文中興”。

　　中興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改革成功的典范。北魏剛從部落酋長聯(lián)盟發(fā)展為國家，各方面較落后。到這時期官吏還沒工資，得依賴貪污、掠奪和皇帝隨意獎賞養(yǎng)家糊口。隨著建政穩(wěn)定，戰(zhàn)事減少，掠奪的機會也少，問題越來越突出。于是仿漢制行俸祿，在原來戶調(diào)之外每戶增調(diào)3匹、谷2.9斛，內(nèi)外百官以品級高低定俸祿等次。從此，再貪絹一匹即處以死刑。立竿見影，官風民風大為好轉(zhuǎn)。

　　東漢以后，戶籍分為士族與庶族。庶民要向官府繳納60%的租稅，士族與蔭戶可以不繳。問題是還有人冒充蔭戶，租稅流失嚴重。于是北魏頒“均田令”，不論官民，平攤賦稅。此令限制了土地兼并，讓自耕農(nóng)比較穩(wěn)定地占有土地。國學大師錢穆評論：“此乃魏孝文帝根據(jù)中國讀書人而改革經(jīng)濟制度，故寓獨特的歷史文化精神，與西洋不同。”均田令歷經(jīng)北齊、北周到隋唐，實行約300年。

　　北魏建國后，利用宗主管理地方。宗主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據(jù)勢力，顯然不是長久之計。486年創(chuàng)建“三長制”，5家為鄰，設(shè)一鄰長;5鄰為里，設(shè)一里長;5里為黨，設(shè)一黨長。三長制與均田制相輔而行。從此，中央政府的管理到達基層。后來，三長制成為北齊、隋、唐時期鄉(xiāng)里組織。黃仁宇說，拓跋宏“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貢獻為：重新創(chuàng)造一個均勻的農(nóng)村組織，非如此則大帝國的基礎(chǔ)無法立足”。

　　“改革開放”是一個現(xiàn)代詞。其實，歷史上的“漢化”與“胡化”，換言之就是改革開放。各民族都有所長有所短，少數(shù)民族向漢族學習，漢族也向少數(shù)民族學習。這在歷史上是常見的事，不改革開放才不正常。

　　儒家熱衷于“華夷之辨”，要放下面子虛心向少數(shù)民族學點東西十分不易。漢服峨冠博帶坐轎子顯得高貴，可是騎馬就成問題了。漢服一上馬就露膝蓋，就要受凍，到北方根本吃不消。所以，戰(zhàn)國時趙武靈王引進胡服，卻遭強烈反對。趙武靈王耐心開導諸臣：“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堅定實行胡服騎射改革，提高軍隊戰(zhàn)斗力，成功抵御北方威脅?？墒侵钡侥纤?，朱熹還批評“今上領(lǐng)衫與靴皆胡服”，主張“要辨得華夷”。

　　漢文化曾經(jīng)長期在東亞遙遙領(lǐng)先，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少數(shù)民族要學習，也是阻力重重。鮮卑拓跋部與曹操友好，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陽為人質(zhì)。后來，晉武帝司馬炎好心讓沙漠汗回去，酋長們高高興興入塞迎接。沒想到物是人非，沙漠汗不知不覺已漢化，引起酋長們的擔心：“太子說話穿衣都不一樣了，將來做大酋長，肯定要改變我們的傳統(tǒng)，怎么辦?”彼此一商量，把沙漠汗就地殺了，鮮卑族第一次漢化就這樣夭折。拓跋燾統(tǒng)一北方后，重用漢族謀臣崔浩，明確宣布：“日后凡屬軍國大計，你們不能決定的，都應先征詢崔浩的意見!”可是崔浩按漢族世家傳統(tǒng)整理北魏氏族，并按儒家“秉筆直書”原則續(xù)修北魏國史，鮮卑貴族就受不了了，紛紛指責他暴揚“國惡”，以致他本人被殺不算，同族遠近都受連坐，漢化又一次失敗。

　　孝文中興取決于一個特殊因素：馮太后本身是漢族人，史稱“事無巨細，一稟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馮太后去世之后，拓跋宏仍然不遺余力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開國之初將都城南遷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已經(jīng)很接近中原了，可他還覺得不夠，親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再南遷到洛陽，與漢族“零距離”。光有“硬件”不夠，還得有“軟件”，緊接著，全面摒棄鮮卑舊俗，再全面采用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如禁止鮮卑貴族、官員及家屬著胡服，改穿漢服;禁止鮮卑貴族講鮮卑語，改說漢語;將鮮卑族姓氏改為漢族姓氏;采用漢族官制、律令;學習漢族的禮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國等等。

　　雙重優(yōu)越性

　　李鴻章曾驚呼所處之世乃“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李鴻章所指的是中華文明遭遇史無前例的外來文明——西方文明的侵襲。就華夏民族來說，其實早就遭到過千古之變，即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早在公元前十余世紀，周人的祖先就常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商朝以來的中央政府，幾乎沒有不將它列為頭等大事的，經(jīng)常集中力量予以打擊，有過多次重大勝利，但從沒根絕其患。兩漢之時，游牧民族入侵還只是劫掠，偷襲、搶劫一番就跑，跟內(nèi)地神出鬼沒的土匪一樣。漢軍反擊，很難預料能在什么地方追上，常常在沙漠瀚海里辛辛苦苦追一兩千里地，卻連敵人影子都沒追到。

　　其他游牧民族跟原來匈奴差不多。但這時期，一些游牧民族開始不游牧了，并且突破部落聯(lián)盟形式，開始創(chuàng)建自己的國家。所謂“五胡亂華”，游牧民族趁西晉“八王之亂”，不僅入塞而且占地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quán)。這些割據(jù)政權(quán)大小不同，共同點是與漢人政權(quán)對峙，甚至要爭“中國”之正統(tǒng)。漢趙開國皇帝匈奴人劉淵就公然說：“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自西戎，文王生于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他們居然也會引用“天命靡常”的儒家理論了，與他們的前輩判若兩人。拓跋宏明確北魏繼承的是晉政權(quán)，并問大臣：“你們希望朕遠追商、周呢，還是想讓朕連漢、晉都不如?”他們不認為自己只代表某一夷族，而直接以中華正統(tǒng)自居，比流亡的東晉更能代表中國。這是一種嶄新的趨勢，而且方興未艾，千余年后至清朝而至高潮。

　　“五胡亂華”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往往得到部分漢人的認可及參與，甚至可以說是在漢人手把手指導下建政。事實上，北魏、契丹等與南方政權(quán)之爭很難說仍是“華夷之辨”，而是中華正統(tǒng)之爭。拓跋燾字“佛貍”，事實上他真有幾分貍貓式的狡猾。向柔然進攻的時候，部下提醒他注意南方的漢人，他則哈哈大笑回答：“中國人都是步兵而我們是騎士，一隊小馬和初生的犢，如何能夠抵御虎或者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柔然人，他們夏令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方轉(zhuǎn)移，至冬季則向我們的邊境搶劫。只要在夏天去攻擊他們的牧場，在這個時候，他們的馬匹已經(jīng)不中用了，傳種的馬要追尋雌馬，雌馬要照顧小馬。只要在那時攻擊他們，斷絕他們的水草，幾天之內(nèi)，他們就要被俘或者被殲了。”

　　對此，法國歷史學家雷納·格魯塞概括為“雙重優(yōu)越性”：以中國方法對付野蠻人和以野蠻方法對付中國人。

　　矯前秦之枉過正

　　氐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個統(tǒng)一北方的非漢政權(quán)。他們知道中原“民心思晉”，便努力漢化，要求官吏“學通一經(jīng)，才成一藝”，恢復太學等等。不過，王仲犖在《魏晉南北朝史》指出，“前秦在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其實沒有作出融合的措施”，結(jié)果，淝水之戰(zhàn)后，原先歸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紛紛反叛，北方重陷分裂。

　　正是吸取前秦的經(jīng)驗教訓，北魏全面漢化，力爭漢與鮮卑民族一體化。然而，他連儒家的糟粕也一并收納。拓跋宏將正在被歷史拋棄的漢族士大夫門第制度強行搬到鮮卑社會，生硬地制造出新的門第：第一等膏梁門第，三世中出過3個“三公”……第六等丁姓門第，三世中出過侍郎。漢人到后來都棄之如履的東西，他也要撿去當寶貝。

　　499年拓跋宏駕崩，太子元恪繼位，即宣武帝。元恪一上任就忙于擴建新都洛陽，再忙南伐，等他注意力從外部轉(zhuǎn)向內(nèi)部時，才發(fā)現(xiàn)民眾強烈不滿。北部六鎮(zhèn)聚集了大批軍功赫赫的人才，但由于用人只講門第，他們升遷無望，又不適應漢族語言與習俗，紛紛反叛。奉命平叛的大將元顥是拓跋弘之孫、元宏之侄，根正苗紅，他自己卻叛逃，并在南梁支持下稱帝，反戈一擊，敲響北魏的喪鐘。孝文中興雖取得巨大成功，但由于無法平衡國內(nèi)矛盾，無法再推動下去，中興沒有演變成盛世，王朝的命運也走到了盡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