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出現(xiàn)過多種文明，其數(shù)量多到幾十種，少到幾種，取決于用什么方式界定與劃分文明。不過，就其對整個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影響力看，東西方文明無疑在人類各種文明中最具代表性。

　　如何確定歷史上東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

　　人類史前時代無所謂東方和西方。東西之始發(fā)生在冰河時期末期，即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世界文明核心區(qū)相繼出現(xiàn)后。最早的文明核心區(qū)發(fā)源于跨越幼發(fā)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約旦河谷的側翼丘陵弧形帶，然后向今天伊拉克境內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拓展，繼而經西奈半島向尼羅河流域發(fā)展，此后擴展到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干半島等地區(qū)。發(fā)源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中華文明則是世界文明的另一個核心區(qū)。

　　問題在于，如何確定歷史上東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人們通常的觀念認為，西方文明系指歐洲，東方文明系指亞洲。但歷史學家呂思勉指出，從東西方文明演進歷史看，這是一種誤解。“歷史上東西洋的界限，是亞洲中央的蔥嶺，而不是歐亞兩洲的界線。蔥嶺以東的國家和蔥嶺以西的國家，在歷史上儼然成為兩個集團;而中國則是歷史上東洋的主人翁。”

　　這種看法與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莫里斯用“西方”一詞描述所有從歐亞大陸核心地帶最西端演化而來的社會，用“東方”一詞指代自歐亞大陸核心地帶最東端(古老程度僅次于西端)演化而來的社會，“很久以前，西方從亞洲西南部的核心地帶擴張，包舉地中海盆地和歐洲。……東方從中國的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原始核心地帶開始擴展。”他將兩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視為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因為這些文明相互之間很久以前就呈現(xiàn)出深刻的承繼、沖突與交融的趨勢。例如，印度文明核心區(qū)盡管距地中海遙遠，但早在公元前326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就遠征到了印度河流域，進入旁遮普一帶。

　　阿拉伯裔美籍歷史學家菲利普·希提持同樣觀點。他認為，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蘭文化是“由一條溪水養(yǎng)育起來的，這條溪水發(fā)源于古代埃及、巴比倫、腓尼基和朱迪亞，這條溪水注入希臘，然后以希臘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東。在后面我們就要看到，這條同一的溪水，怎樣通過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歐洲，而給歐洲文藝復興以很大的助力”。

　　中外歷史學家對東西方文明的上述界分，皆反映自然地理狀態(tài)對歷史上不同文明相互交往關系的重要意義，說明地理因素對人類早期歷史發(fā)展的影響舉足輕重。近代以前，由中國西部的蔥嶺和西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西北的阿爾泰山脈和昆侖山脈，東北的內外興安嶺，以及東面大海所構筑的天然屏障，對中華文明與外界交往有巨大阻隔作用。而這種作用對揭示東西方文明演進的特征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通常所說的狹義的歐洲文明并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種繼發(fā)型文明。以中國為核心的東方文明恰好相反，屬于一種原生型文明

　　西方文明演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自始至終都處于幾個不同核心區(qū)的相互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的過程中。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通常所說的狹義的歐洲文明并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種繼發(fā)型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從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等其他文明核心區(qū)移植而來，同時也將歐洲文明傳入其他核心區(qū)。亞歷山大大軍遠征印度時，部分叛亂士兵留了下來，在現(xiàn)在的阿富汗東北部地區(qū)建立了巴克特里亞王國。公元前150年，巴克特里亞王國征服了恒河平原，融合了印度和希臘文化。印度史書記載了一名佛教僧人與講希臘語的巴克特里亞國王之間的對話?？脊虐l(fā)現(xiàn)，公元前200年就有貨物從地中海運抵印度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幾個港口，且數(shù)量在之后的三個世紀不斷增加。羅馬帝國在其巔峰時期，不僅將地中海變成其內湖，而且遠征至兩河流域。

　　在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方文明恰好相反，屬于一種原生型文明，近代以前基本處于相對獨立演進狀態(tài)，與其它文明核心區(qū)沒有發(fā)生過激烈的正面對抗，彼此間的聯(lián)系主要體現(xiàn)于有限的商業(yè)往來和佛教入華這樣的文化往來，沒有形成過全面深度的交融與承繼關系。公元前326年，亞歷山大率兵遠征印度時，受過良好教育的東西方人還根本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約到公元前1世紀，中國史書才第一次出現(xiàn)有關“大秦”即羅馬帝國的記載，而中國人與羅馬人的首次相遇，則要等到公元166年大秦國王安敦(應指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派使臣前往洛陽才發(fā)生。

　　中國原生型文明數(shù)千年演化的獨特歷史環(huán)境，對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天下觀”，影響甚大。呂思勉說，中國“直至近世和歐人接觸以前，內部的治化，雖時有變遷;對外的形勢，亦時有漲縮;然而大體上，總是保守其閉關獨立之舊約”。錢穆評《春秋》說，經孔子筆削，“《春秋》既不是一部魯國史，也不是一部東周王室史，而成為一部諸夏的國際史，亦可稱為乃是那時的一部天下史或稱世界史。”諸夏即是世界，天下有一“共主”，中國的大一統(tǒng)觀念由此奠定，華夏中心思想亦從此生根。把這一切放在中華文明封閉循環(huán)的歷史環(huán)境中看，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中華文明成為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與自然地理造成的封閉發(fā)展環(huán)境有很大關系。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寫道：“與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間斷比較，中國文明的特點是聚合和連續(xù)……其原因在于中國較與世隔絕，它僅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國無需與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較先進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種族和文化特點的民族打交道。”中國人常以中華文明是世界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而自豪。不過，作為中國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歷史的這種特點，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既有其優(yōu)點和長處，也有其弱點和短處。

　　東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發(fā)展軌跡至公元五六世紀趨于消失，隨后出現(xiàn)東西方發(fā)展的歷史性分流

　　東西方文明經不同路徑，以不同方式各自獨立演進，在公元前5世紀后的幾個世紀分別攀上世界古典文明高峰，發(fā)展水平不相上下。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將公元前500年后的幾個世紀稱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因為此后的歷史圍繞這個軸心旋轉。不同文明核心區(qū)的經典著作和思想均出自這一時期，如東方的儒、道、法家文獻，南亞的佛教和耆那教經書，歐洲的希臘哲學和希伯來《圣經》及其衍生的《新約》和《古蘭經》，皆成定義后世生活的經典。在這個時期，東西方“變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只由一個人口眾多的超級大國統(tǒng)治，都出現(xiàn)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過軸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養(yǎng)的精英”。由此可以看出，這個時期東西方互相獨立發(fā)展，但卻各自按著相似的歷史軌跡前進，東西方文明內在特質并未給東西方發(fā)展軌跡造成顯著差異。

　　東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發(fā)展軌跡至公元五六世紀趨于消失，隨后出現(xiàn)東西方發(fā)展的歷史性分流。公元3世紀至6世紀末，東西方兩大帝國先后都經歷了游牧民族大規(guī)模入侵的沖擊，受困于數(shù)百年戰(zhàn)亂，但結果截然不同。一方面是西羅馬帝國分崩離析，西方文明走向衰亡;另一方面是中國擺脫魏晉南北朝約四百年亂世，迎來大唐盛世，中華文明步入鼎盛時期。據(jù)莫里斯估計，至公元700年，東方社會發(fā)展水平比西方高出1/3，到公元1100年，這個差距拉大到40%。麥迪森的估計與此大體相當。這在農耕文明時代是很大的差距。東方文明至宋到達巔峰，宋徽宗時期，中國人口首次過億，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李約瑟總結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除了造紙術外，其余三項均蒂熟于宋。陳寅恪說，華夏之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王國維也有類似說法，看來此言不虛。中華文明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至宋也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日本宋史專家小島毅認為，宋朝“與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確實非常特別”，“日本人通常認為的所謂‘日本傳統(tǒng)’，其實是根植于宋代文化”。在他看來，雖然“宋代的特征之一是軍事上非常軟弱。但不論在軍事上如何軟弱，這個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是東亞世界的領頭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