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人口普查的國家，人口普查活動至少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西周時，周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這是中國古代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人口調查。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齊國管仲、秦國商鞅等為代表的思想家、政治家也積極推行人口普查與管理。漢代以后，我國戶籍制度更加完善。戶口制度名為“編戶”，“編戶”必須按姓名、年齡、籍貫、身份、相貌、財富情況等項目一一載入戶籍，被正式編入政府戶籍的平民百姓，稱為“編戶齊民”。

　　如史所載，古代中國長期以來是農業(yè)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后，社會物質財富主要依靠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同時，古代農業(yè)社會是以人口、田地作為賦稅征收依據的，人多意味著糧多、錢多、兵多。國家直接控制的“人口”是維護政權統(tǒng)治和征課賦役的基礎，直接關系到歷代王朝的興衰存亡，故歷代都十分注意人口問題。

　　要了解人口數，就需要進行人口普查。從先秦到明清，歷代皆進行人口統(tǒng)計與管理。然而，古代人口統(tǒng)計數的真實性程度比較低，一方面由于技術手段的落后，另一方面由于官員舞弊、豪強蔭蔽、人口逃亡，國家存在大規(guī)模“漏戶”“逃戶”，這種現象在國家控制力弱的時期尤為明顯。據《晉書·地理志》記載，西晉初，太康元年，全國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國時期增加一倍以上。唐代安史之亂前，玄宗時唐代人口達到極盛。據《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三年(754年)全國有961萬余戶。但經過8年(755年—763年)“安史之亂”，人口急劇變化：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約有801萬戶，乾元三年(760年)約有193萬戶，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約有戶293萬，不及天寶十三年的1/3。通過對這兩段時期內人口數字變化的研究，史學家們推斷，即便經歷了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及自然災患，短時間內人口不會上升或下降如此之多，這些數字其實是政府可控制的戶口數，并不代表真實人口增加減少這么多。不過，正如《新唐書·地理志》所言，“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應該說，古代戶口的多寡直接反映了政權的興衰。

　　由于戶口隱匿逃亡嚴重，清查戶口，將政府控制外人口重新登記為“編戶齊民”顯得十分必要。東晉時，政府南渡，所控制的戶口大大減少，為了增加政府財力、兵源，東晉多次實行土斷。所謂土斷，即東晉和南朝為解決僑置問題而推行的整理戶籍及調整地方行政區(qū)劃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劃定州、郡、縣領域，居民按實際居住地編定戶籍，故稱土斷。其中后兩次土斷分別由名臣桓溫和劉裕主持，史稱“庚戌土斷”及“義熙土斷”，一時“財阜國豐”“豪強肅然”，劉裕甚至將東晉國土恢復到關中、黃河以南，取得了東晉時北伐的最大成果。

　　隋唐是我國古代社會的高峰。隋唐的富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對戶口控制的加強。隋初，由于蔭蔽、逃亡人口較多，實行“輸籍法”和“大索貌閱”，收到了很大效果，至隋煬帝大業(yè)年間，戶已近891萬，口4600多萬，隋代人口到達頂峰。至唐代，唐玄宗時戶口達到極盛。不過，除了自然增長，唐玄宗時，大力推行括戶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唐代的括戶和東晉時期的土斷作用差不多，即通過檢查戶口，把虛的戶口變實。為了使逃戶、漏戶重新納入政府統(tǒng)計管理，唐玄宗命令大臣宇文融括戶。在《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中明確規(guī)定：“先是逋逃，并容自首。如能服勤壟畝，肆力耕耘，所在閑田，勸其開墾。”允許農民所在附籍，不再提牒還故鄉(xiāng)。應該說，括戶成效顯著，共增加80余萬戶。至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全國戶口數已達961萬余戶，臻于極盛。杜甫《憶昔》詩中如此描述玄宗盛世：“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正是當時社會富裕、人民安定的寫照。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農業(yè)社會國家的興衰與戶口多寡息息相關。戶口由虛返實的過程也是國家由弱變強的過程，東晉、隋唐都在戶口繁盛時達到國富兵強。然而，即使極力檢括，人口仍有隱匿。如同樣是大一統(tǒng)王朝，隋唐人口就沒有兩漢多。漢代在西漢平帝時約有戶1223萬，口5959萬，是超過1000萬戶的。據呂思勉先生所言，這是由于兩漢戶賦輕，所交的人口稅較少的緣故。而唐代杜佑在《通典》中也說道，國家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才比于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梢?，即使在隋唐盛世的巔峰，政府極力檢括時，戶口隱匿仍比兩漢為重，政府很難統(tǒng)計到真實的人口數。只有到后世，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層層推進，戶籍政策與賦稅制度漸行漸遠，不再需要交納人口稅，人口不需隱匿，古代人口統(tǒng)計數才更加接近真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