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讀者在談及近代中國歷程時，差不多都有一種“錯峰”的感覺，總覺得近代中國的每一步，回頭看就是走西方的路，但在當時，卻一再耽擱，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這個觀察是對的，也很值得思索。

　　中國原本可以不走西方的路，中國農業(yè)文明建構至十五、十六世紀時，確實達到了歷史高峰，“四民社會”結構的超穩(wěn)定，以科舉制度為主軸的文人官僚制度，重農抑商的政策選擇，儒家倫理對全社會的深刻影響，凡此均讓中國有“歷史終結”之感。即便是西方人，在十八世紀之前，不管是到過中國的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還是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伏爾泰、萊布尼茨、歌德等，他們對中國文明的贊美，很多時候讓我們研究中國文明的人都覺得不好意思。西人對中國文明的贊美，大致發(fā)生在十八世紀之前。十八世紀之后，也就是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實地觀察后，西人對中國的看法急轉直下，不堪直視。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工業(yè)革命開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一個全新的時代就此發(fā)生，而中國在這前后幾百年，對于工業(yè)革命及其后果，反應太過遲鈍，一誤再誤，一再錯過。

　　如果僅就生產方式而言，工業(yè)革命只是人類生產方式的一次改變，但這次改變讓人的能力在自然、天然之外有了巨大延伸。甚至，生產方式、生存方式改變了人類的行為方式，倫理價值。比如說，農業(yè)文明遵循的“熟人社會”原則。在熟人社會，人們不得不遵從熟人社會的基本原則。但在“后農業(yè)文明”時代，即工業(yè)社會，城市化、工業(yè)化，讓每一個人更趨于原子化，孤獨無助。這是一個完全陌生、孤立的社會，人們重構的人際關系，絕對無法沿用農業(yè)文明熟人社會的原則、規(guī)則，地緣、血緣、學緣，都不那么重要了，人們之間最看重的是契約，是守信，社會組織方式、倫理價值等，都必將隨著工業(yè)文明的發(fā)生而改變。

　　然而，中國自古以來的農業(yè)文明太優(yōu)秀了，因而中國在與西方的接觸中，并不認為中國應該盡棄其學而學焉。因而我們看到歷史發(fā)展的“錯峰”狀態(tài)：當西方地理大發(fā)現，開辟新航路，在全世界廣泛殖民的時候，中國卻從漢唐宋元時代全球貿易主導者退出，漸漸封關，明、清政府還一度規(guī)定片帆不許出海。一個原本對域外開放的中國，至此選擇了孤獨，畫地為牢，靜以自守。

　　歷史的吊詭卻在于，封閉、管制的貿易形態(tài)，自明代中晚期開始，卻漸漸形成了中外貿易的單向順差。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源源不斷流向全世界，長時期壟斷了全球市場。

　　但是，市場的封閉，讓中國贏得了世界市場，卻失去了自身市場的開發(fā)，失去了自身產品的豐富、提升，更失去了與世界共振的動力與機會。十八世紀英國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中國不是不知道，然而中國滿足于貿易順差，失去了發(fā)展的動力。

　　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僅僅一百年的時間，中國與西方已經滄海桑田，位置互易。被耽擱了近百年的中國選擇了“彎道超車”，掀起了洋務運動，結果成就了一個“跛足的”的工業(yè)化。三十年之后，一場戰(zhàn)爭，一切歸零，重新開始。

　　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向對手學習，亦步亦趨，被迫向全世界開放，漸漸讓中國與世界同步，“錯峰”情形總算暫時結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