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守信，我光榮”的心理暗示在社會群體中傳播，這種正能量激蕩著人們自覺自愿遵守信用這跟行為“準繩”，講誠信也成為一種社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xiàn)。產(chǎn)生這種良好效果，源自于對老賴，高鐵“霸座”，危害人們的食品、藥品安全的打擊整治。不過長期以來，信用聯(lián)合治理在司法層面上缺乏法律的界定和保護，也成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一個“軟肋”，如何突破這個瓶頸，信用立法成為人們廣泛達成的共識。

　　信用并非一個道德層面上的行為標準，如果僅靠個體的自覺，社會信用建設無法走的更快，更遠。為了有效保證信用建設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一種準則，信用立法最近再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成為國家推動社會治理形成新型監(jiān)管機制的重要工作目標之一。

　　為此，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召開社會信用立法座談會，發(fā)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信用法(部門起草稿)》與信用建設部際聯(lián)席會議各成員單位代表進行廣泛座談，并提出要以更大力度對重點難點失信行業(yè)和領域的問題列出清單，并開展專題研究，深入分析失信的內(nèi)在成因，為信用立法工作提出有力的參考，盡快形成符合信用建設實際情況的立法草案文本，并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吸納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按照立法程序，依法依規(guī)加快推進信用立法的進程。

　　毋庸贅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中，信用始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錨”，誠信已經(jīng)成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人人講誠信，整個社會才會奠定下一個良好的發(fā)展的基礎。但是，長久以來，信用建設始終在道德約束的層面盤桓，在新的時代，依法治國的核心理念的指引下，信用建設需要完成法治化的蛻變。

　　誠信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更是一個法律問題;誠信不僅需要德治教化，更需要法制保障。201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針對道德領域突出的誠信危機，明確提出要“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激勵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每年簽訂的合同大約在40對一份，在一個經(jīng)濟社會當中，合同是人們維護自身利益實現(xiàn)合作共贏不可缺少的“介質(zhì)”，也是契約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

　　在社會交往活動中為什么要突出“契約”的重要性呢?這是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自然選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證人們的合理權利，試想在一個爾虞我詐，互不相信的社會體系當中，一個商人要向完成一單交易，并確保最終能夠拿到合理利潤，其要付出多大的成本?這恐怕是一場“災難”。

　　“契約”精神的本質(zhì)是誠信，而誠信的維護需要法治環(huán)境的保障。然而，從國家層面看，目前除了2013年頒布的《征信業(yè)管理條例》和2014年頒布的《企業(yè)信息公示暫行條例》以外，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也就是為信用“正名”的法律文本目前還未出現(xiàn)，這個領域還是一片空白。

　　可以說，信用立法已迫在眉睫，因為，整個社會中人們履約合同的效率僅有50%，也就是說因為不講誠信導致的社會經(jīng)濟活動的直接損失超過了6000億元。這些損失如果用在提升全國人民的社保福利水平的話，大家都會躍升一個量級，也就是說，只要信用體系建設的更加牢固，人們的獲得感將會顯著增強。

　　2018年，信用立法被納入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guī)劃當中，。然而因為立法條件尚不完全具備、需要繼續(xù)研究論證，一些立法的條目尚不清晰等原因，致使社會信用立法項目僅僅排在第三類項目，也就是說距離通過這部立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完善和構建守信聯(lián)合激勵和失信聯(lián)合懲戒機制應當立法先行，依法打造“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懲戒格局，進而使各類信用主體不能失信、不敢失信、不想失信，已經(jīng)成為信用立法的靈魂。

　　不過，在時隔一年之后，發(fā)展改革委牽頭再次組織召開信用立法座談會，其“含金量”還是相當高的，與會者普遍認為，此次社會信用立法條件已經(jīng)趨向成熟，社會各界的立法意愿表現(xiàn)的越來越強烈，同時參與信用立法的部門和人士也在不斷增加，這些因素共同形成一道合力，推動信用立法加快前進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