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現代經濟在一些發(fā)達國家首先成型。隨后涌現的一批現代化國家，也是按照這個結構建立起來的。它大致上二分為兩個領域，一個是私人領域，另一個是公共領域。私人領域由個人和企業(yè)，而公共領域的事務則由政府來處理。

　　這種模式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可行的，但后來就逐漸呈現出缺陷。這是因為公共領域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需要用更多的資源去處理。從經濟學上來說，這樣的現象是很容易理解的，即在整個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社會運行成本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叫做轉型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或者叫做制造成本(production cost)。另外一個部分叫做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就是處理人和人的社會關系所需要的成本，又叫做制度運行的成本(operation cost)。

　　這個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昭示著，在制造成本由于分工的深化而不斷下降的同時;交易成本卻由于與分工深化相伴隨的協(xié)作關系的復雜化而上升，所以交易成本、即制度運行成本在總成本中所占比重是不斷上升的。這樣，就需要付出越來越多的資源和成本去處理日益復雜多樣的社會關系和問題。而政府要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力不從心。

　　現代社會比起舊時代來說，問題更加盤根錯節(jié)：不但在外部要處理國防問題、反恐問題，從內部來說，從環(huán)境保護、社區(qū)管理直到貫穿生老病死的社會保障等等，紛繁復雜。在這種情況下， 完全由政府來處理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且不可行。一方面行政機構解決這些問題的成本往往高昂，且容易促成官僚主義。另一方面政府所掌握的資源不足。發(fā)達國家政府的債務更是提高到了天文數字。根據2018年OECD主權債務展望報告，OECD國家的主權債務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已經從2008年的25 萬億美元飆升至今年的45萬億美元, 主權債務負擔維持在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70%的水平。

　　而在亞洲，以中國為例，政府的杠桿率也很高，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杠桿率也很高。政府付出的成本太大，卻仍舊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這就意味著，公共問題全要靠政府去處理，是很難行得通的。

　　到了20世紀，有了一些新的做法。就是許多公共問題漸漸依靠民間和非政府組織去處理，即由第三領域或民間社會去處理某些特定范圍的公共議題和社會問題。非營利組織在20世紀快速發(fā)展，不斷探索、解決了公共領域內的諸多問題。

　　但是，由民間組織來處理公共問題也暴露了難以規(guī)?；木窒?。

　　那么能不能進一步將公共事務和私人事務中間的鴻溝彌合，打破兩域的分化，并突破這個界限呢?假如我們千千萬萬的商業(yè)性企業(yè)做公益(public good)，那么這種向善的力量就可以擴大幾百倍，甚至幾千倍。而這正是20世紀后期的潮流。作為這個潮流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社會企業(yè)(social enterprise)，也在一些國家興起。

　　然而這種從1990年代由英國等地興起的做法當時并沒有得到全體社會的普遍承認，從企業(yè)制度的角度來說，同期在全世界范圍有一個公司治理革命。它的背景是，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公司治理結構暴露了缺陷，導致了經理人員對公司的高控制。因而這次“治理革命”的要點，是在公司治理結構里強化了所有者(股東)的對經理人員的監(jiān)督，解決內部人員失控的問題。

　　但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在1995年的時候，有一位叫做瑪格麗特·M·布萊爾(Margaret M. Blair)的美國經濟學家，寫了一本名為《所有權與控制:面向21世紀的公司治理探索》的書。

　　針對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該書認為，“公司治理革命”只強調所有者與業(yè)主對于公司的監(jiān)督與控制是明顯不夠的。在她看來，為公司承擔剩余風險(risidual risk)的不單是股東(stockholders)，還有其他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由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公司不但要對股東負責，還應該對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員工、顧客所在社區(qū)的居民、供應商、銷售商，甚至整個社會負責。

　　然而這個論述在當時也沒有得到社會的公認。當時相當多的經濟學界的同仁，并不同意布萊爾的觀點，認為完全是謬論。在他們看來，只要企業(yè)家辦好自己的企業(yè)，賺更多的錢，就是完成了他們的社會責任。他們不接受董事會要對所有利益相關者承擔社會負責的觀念。

　　但在進入新世紀以后，在實際社會矛盾的沖擊和社會思潮的推動下，越來越多人接受了企業(yè)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的這一觀點，走得更快的地方就形成了新的法律規(guī)定。以美國為例，自從2010年馬里蘭州制定了設立一種新類型的公司，即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的法律以來，迄今為止，美國已經有35個州頒布或者制定了共益公司條例。

　　共益公司并不享有稅收優(yōu)惠，但是要求在其公司章程里明確規(guī)定它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同時董事會要對完成這些責任負責，要至少參與一種第三方評估，并向社會報告。全球現在有多個這樣的第三方認證組織。其中有一個名叫共益實驗室(B Lab)，根據其制定的評估標準(B Impact Assessment，簡稱BIA)對共益企業(yè)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進行認證，對合格的企業(yè)發(fā)給B Corp證書。目前在全球50多個國家，有超過150個行業(yè)的2655多家企業(yè)通過了B Lab的認證。達能、Kickstarter等大家熟悉的企業(yè)都是獲得B Corp認證的共益企業(yè)。

　　2016年6月，中國大陸首家B Corp“第一反應”認證成功，這是一家中國領先的急救培訓和賽事生命救援機構。自2017年底開始，B Corp中國倡導團隊由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支持，并獲得共益實驗室(B Lab Global) 認可，致力于將B Corp這一概念引入中國。到2018年11月為止，中國大陸已有11家企業(yè)獲得B Corp認證。這些企業(yè)涉及教育，消費品，互聯(lián)網，建筑設計等各個領域，目前已有上百家企業(yè)正在申請B Corp。使用BIA作為企業(yè)社會影響力評估與提升的用戶已有500多家。

　　這些企業(yè)關注共益企業(yè)這個新興形態(tài)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較突出的兩點，一是能夠通過BIA共益影響力測評，來衡量企業(yè)的影響力表現，同時找到改進的方向。而共益企業(yè)認證也會助力企業(yè)獲得融資。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關注投資企業(yè)的社會影響力價值，這不僅僅來源于金融機構對共益企業(yè)價值觀的認可，也源于共益企業(yè)嚴格的管理和信息監(jiān)督，可作為金融機構評估企業(yè)投資價值的重要參考。

　　第二點是吸引人才。千禧一代越來越關注公司的使命、注重工作的價值感，而不僅僅是尋求一份朝九晚五的穩(wěn)定工作。共益企業(yè)滿足了年輕人在使命感、價值感上的追求。從全球的共益企業(yè)發(fā)展中，我們看到很多公司在成為共益企業(yè)后既招攬到更多優(yōu)秀的人才，也更關注員工，使得其公司的忠誠度隨之提升。

　　類似BIA這樣的工具使得企業(yè)對利益相關者的關注愈來愈具有可操作性，不僅可照顧不同文化與地區(qū)的差異，也與影響力投資，公平貿易等全球性的資本市場變革和消費者運動一起有力促進了全球經濟向利益相關者經濟發(fā)展。

　　東亞地區(qū)在經濟總量上舉足輕重，經濟成長速度上領先全球，新經濟創(chuàng)新能力更嶄露頭角。在全球化面臨嚴重挑戰(zhàn)的今天，過去深深得益于全球化發(fā)展的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需要身體力行倡導一種有益于全人類的經濟發(fā)展觀念，才能繼續(xù)有效地推進新的全球化。率先加快發(fā)展利益相關者經濟， 正其時也。

　　注：原文登載于《斯坦福社會創(chuàng)新評論》2019年英文版春季刊增刊Business for Good in East Asia 原文標題為Shifting to a Stakeholder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