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憑借“文景之治”積攢的國力，將戰(zhàn)略重心設定在了可影響全局的北防匈奴上，歷經數十年征戰(zhàn)，逐漸將對匈奴的戰(zhàn)爭推向外線，通盤考慮加強對遼東、河西及西域沿線的軍政介入，達到了斷其左右臂的戰(zhàn)略目標。在接連幾場大戰(zhàn)之后，穩(wěn)固東線、奪回河南及打通河西走廊、割裂諸羌與匈奴聯(lián)系等，大大壓縮了匈奴侵擾的活動范圍和規(guī)模。此外，漢武帝時期史無前例地開拓出了一條集國防、貿易、文化交流等為一體的“絲綢之路”。

　　著眼于消滅對方有生力量

　　漢高祖“白登之圍”后，漢匈關系多以和親、互市等手段維持了大面上的平穩(wěn)，但匈奴對漢邊的襲擾仍然不斷。至武帝時國力達到鼎盛，為確保完全的安定，從最初兩軍侵襲與反擊的對戰(zhàn)，到大軍團迂回作戰(zhàn)戰(zhàn)法的成熟，漢武帝逐步摸索出以戰(zhàn)止戰(zhàn)、消滅敵方有生力量，并將之遠逐的戰(zhàn)略路線，破解了長久以來首府長安的安全壓力，大大地拓展了疆域，將漢廷影響力遠播西域。

　　首先，由政治和親向軍事打擊調整，不再單方面委曲求全。元光二年(前133年)，借匈奴再次請求和親之機，武帝定下奇襲圍剿之策，用雁門郡馬邑為餌，誘使匈奴以10萬騎兵來襲，欲以5路大軍、30余萬人，殲滅其主力而畢其功于一役，但因雁門尉史意外被俘、泄露軍機，加上漢各路大軍協(xié)調不力，“馬邑之謀”最終“流產”，就此拉開雙方長達數十年戰(zhàn)爭的序幕。此后，漢軍開始穩(wěn)中有進，逐漸扭轉被動局面。著力穩(wěn)固雁門至右北平一線防務，針對匈奴多次襲擾，調配重兵于上谷、代、漁陽、云中等郡，作為發(fā)動反擊的策源地。部署停當后，元朔二年(前127年)遣衛(wèi)青、李息兵出云中至隴西作為奇兵，攘除盤踞河南的樓煩、白羊王。隨即又使蘇建興10余萬人營建朔方城、修繕邊塞，作為守護河套地區(qū)的中堅。同時針對匈奴采取連續(xù)報復行動，元朔五年(前124年)，衛(wèi)青統(tǒng)領漢軍3萬精騎，以4路大軍出朔方、李息及張次公兵出右北平為策應，取得了俘獲“右賢裨王十馀人，眾男女萬五千馀人，畜數十百萬”的輝煌戰(zhàn)績，至此清除了右賢王勢力，為下一步經略河西創(chuàng)造了條件。

　　其后，漢軍開始主動出擊，反擊匈奴的同時，打通了河西走廊，并積極尋求與單于主力決戰(zhàn)。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領萬騎出隴西，“歷五王國，轉戰(zhàn)六日，過焉支山千馀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zhí)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馀級”。當年夏，霍去病再次率軍逾過居延、小月氏至祁連山，虜獲單桓、酋涂王等以及收降2500人，斬首3萬余級，逼降匈奴渾邪王、休屠王等4萬余人，從此隴西、北地、上郡少遇匈奴侵襲。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將軍衛(wèi)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領5萬騎兵，步兵及運送輜重等數十萬，分出定襄、代郡，向大漠深處進軍，衛(wèi)青遇到匈奴主力，以左右翼包抄，單于退走，雖未追及，但取得了“捕斬首虜萬九千級”的戰(zhàn)果。霍去病率部出代郡、右北平2000余里，“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虜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此后“幕南無王庭”，西漢王朝得以在朔方以西至金城郡，廣設屯田，而西域道路可通，就此掌握了對匈作戰(zhàn)的主動權。

　　構筑完全的安防體系

　　漢武帝一朝對匈奴長年用兵，戰(zhàn)略戰(zhàn)術方面根據戰(zhàn)事推進和戰(zhàn)場變化，進行相應調整，如起先奪回河套地區(qū)、征戰(zhàn)河西、漠南漠北，多獨任兵法采取“大迂回”“大縱深”方式推進，取得決定性勝利后轉而將政治、經濟與軍事手段相結合，此時軍事行動便有了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的特點，歷十數載經營，使匈奴的活動范圍被牢牢擋在塞外乃至漠北，已很難組織有威脅的侵邊行動。在經略西域方向上武帝一朝甚至是“超額”完成任務，“點面結合”將西域諸邦納入并構筑王朝總體安防體系，使外患壓縮到最小。

　　首先，精準把握地緣情勢，正確選取主攻方向。往前追溯，匈奴傳至冒頓單于時，完全侵占河套地區(qū)，活動范圍西起云中、定襄、雁門，東至右北平、遼西、遼東，其勢力已深嵌漢廷北疆一線，中路威脅直逼長安。為此，漢武帝選擇從邊患最烈且距離單于王廷最近的云中、定襄、雁門等地切入，以東線為策應，采取大迂回的方式迅速推進至高闕塞，割裂白羊、樓煩二王與匈奴腹地的聯(lián)系，奇襲防御空虛的河南地，一舉解除腹心之患。需要指出的是，漢武帝在以武力驅逐匈奴勢力的同時，極為重視沿線邊塞的開拓穩(wěn)固，除增加必要國防力量外，還極大促進了經濟開發(fā)。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復河南地后，當即做出營建朔方、五原的決定，當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實邊;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取得河西之地，隨即設置酒泉郡，“后稍發(fā)徙民以充實之”;元狩三年(前120年)“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而增置張掖、敦煌二郡，再次徙民實邊;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起事，平定后將其民眾分徙酒泉郡。

　　然后，極力拉攏西域諸邦加入反匈行列，以求“斷匈奴右臂”，徹底清除匈奴影響，促成對整個西北地區(qū)的安全掌控。武帝對西域的關注，最初的目的是聯(lián)絡月氏共同制御匈奴，時為郎官的張騫在建元二年(前139年)首次出使西域，至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詳細匯報了親歷見聞，更是激發(fā)了武帝經營西域的雄心。漠北會戰(zhàn)后，匈奴大幅向西北方向退卻，隨著河西四郡的設置及持續(xù)鞏固，為鑿空西域提供了有力保障，于是張騫再次提出聯(lián)絡烏孫攻擊匈奴的建議，獲得了武帝大力支持，命其率領300人的使團，攜帶萬頭牛羊及數千巨萬的財物向西進發(fā)。盡管烏孫因內部政局動蕩及其與匈奴關系密切，對與漢廷結為兄弟之國存有疑慮，但烏孫使者跟隨張騫返回時，感受到了漢朝地廣人眾與物產豐饒，其他漢廷使者也奉命與西域各國廣泛接觸，增進了相互了解，為后續(xù)深度經略并建立官方往來關系打開了局面。

　　積極尋求國力與軍力的匹配平衡

　　漢武帝在決計對匈奴發(fā)動反擊以降服之時，遇到了來自各方的阻力，幾乎在每個戰(zhàn)略推進階段，都有不同的聲音，武帝于此并不是全然不理會，而是在積小勝為大勝上下功夫，用取得的戰(zhàn)果來說明其“以強制強”的正確性和可行性。當然過程當中也確實是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但縱觀中華文明歷史發(fā)展，以武力征討“四夷”特別是對北疆的進取，奠定了數千年來中華文明及疆域規(guī)模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展現出武帝一朝的國防動員力也是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首先，敢于打破漢高祖以降確立的和親政策。在與匈奴的較量中，逐步擺脫主和派的“陳詞濫調”，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促成了朝中頗具影響力的主父偃及公孫弘對匈奴作戰(zhàn)態(tài)度的轉變。元朔元年(前128年)，時為平民的主父偃上書，以秦皇漢祖對匈奴作戰(zhàn)均以失敗告終為例，勸諫朝廷不要興兵匈奴，獲得武帝稱贊。次年，漢軍成功奪取河南之地，主父偃則提出“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積極建言在河南地營建朔方城。元朔三年(前126年)，時為御史大夫的公孫弘，對“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筑朔方之郡”的舉措提出異議，認為這是“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武帝沒有正面否決其議，而是讓朱買臣等人圍繞置朔方城的利弊與公孫弘對策，公孫弘均不能作答，以至于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粗鄙和短視。與此同時，武帝也欣然接受了其“專奉朔方”的提議。

　　其次，武帝對于戰(zhàn)爭所帶來的巨大耗費是有清醒認識的，并對此竭力籌措以彌補之。事實上，在奪回河南地、營建朔方城時，就出現了“費數十百巨萬，府庫并虛”的情況，至元朔六年(前123年)因連續(xù)出動10余萬大軍反擊匈奴，漢軍受賞花費黃金20余萬斤、士馬死者也達到了10余萬，加上兵甲轉輸運送耗費，使得用度枯竭，于是武帝下詔使“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借鑒文景時期一定限度的售賣“武功爵”做法，以賞祿激勵將士。隨著戰(zhàn)事的深入推進，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遠遁漠北后，漢廷也遭受了較大損失，尤其是作為戰(zhàn)略儲備的馬匹損耗巨大，以致“不復大出擊匈奴”。此外，還出現了“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的情形，武帝開始下詔陸續(xù)采取更易幣制、恢復鹽鐵官營、抽取商稅等舉措，很快便取得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明顯效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