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實施戰(zhàn)略轉移，開始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大遷移、大轉折的關頭，在黨和革命十分危急的時刻，為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中央蘇區(qū)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中央黨校的前身)停辦，黨校教員跟隨紅軍主力長征。此后一直到1936年10月長征勝利結束進駐延安的這兩年多時間里，長征中的黨校飽經戰(zhàn)火洗禮，歷經整編、停辦、復校和動遷等多次調整，但黨始終沒有放松依托黨校對黨員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體黨校教員緊緊跟隨在黨中央身邊，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講臺隨著長征行，把理論放在戰(zhàn)火硝煙中檢驗，當好忠誠于黨、人民放心的“布道者”和“熔爐工”。

　　跟著黨走，不能掉隊。黨校自創(chuàng)立初期就提出“教育培訓一定要服務于組織的目標。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以純潔黨的思想和組織”。政治路線確定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黨校教員就是這一重要任務的直接執(zhí)行者。1935年11月，中央紅軍到陜北瓦窯堡不久，中央決定黨?；謴娃k學，正式定名“中共中央黨校”，董必武任校長。當時中央黨校只有三個班。成仿吾是教務主任、高級班的班主任和政治常識課教員。另兩個班的班主任是習仲勛和馮雪峰。成仿吾深知方向凝聚力量的重要性，學習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黨校教員的天職，越是戰(zhàn)時越不能掉隊。他堅持發(fā)揮在蘇區(qū)時期黨校講政治常識課的優(yōu)勢，第一時間設計安排了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聯(lián)共黨史、馬列主義、世界政治、各派哲學等理論課，又因地制宜開設了蘇維埃建設、群眾工作、軍事游擊戰(zhàn)爭、拼音文字、算術等實操課。“黨旗飄到哪，咱就跟到哪。”艱苦卓絕的長征讓黨校教員的心與黨貼得更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更加堅定。通過面對面的交流、交談和講課，黨校教員們擺事實、講道理，跟著黨“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馬克思主義信仰就這樣靜悄悄地在長征隊伍中有了驚人發(fā)展。從1935年11月復校到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甘肅會寧，長征宣告結束這段時期，黨校培訓的學員也大量增加。有從山西帶回來的青年幾百人，編為青年班;有在長征途中動員來的少數(shù)民族青年，編為少數(shù)民族班;還開辦了高級班，培訓陜北蘇區(qū)的縣委書記、縣長等。黨校教員承擔的授課也跟著豐富起來。成仿吾講《政治常識》，李維漢講《黨的建設》，董必武講《蘇維埃建設》，張云逸、羅炳輝、賴傳珠等講《游擊戰(zhàn)爭》。長征檢驗了黨校，黨校教員既是育人者也是被育者。通過長征，黨校教員和學員一道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不掉隊，把課堂放在祖國大地上，把講臺向長征戰(zhàn)場延伸，心靈得到滌蕩、思想受到洗禮、精神得到升華，在艱難困苦的轉戰(zhàn)跋涉中，黨校和黨校教員的作用也得到了全黨的更加認可。

　　黨員帶頭，干部先上。長征時期，在中央紅軍主力之一——紅一方面軍中，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紅軍干部、知識分子和留俄學生較多，這些黨員和干部大多經歷過嚴峻的革命鍛煉和組織考驗，多在蘇區(qū)時期黨校上過課，擔任過黨校的兼職教員，有很高的革命覺悟，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豐富，成為長征時期到黨校講課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和黨校教員一起宣傳鼓動、并肩戰(zhàn)斗，在改造紅軍將士主觀世界上發(fā)揮了理論教育和黨性教育的示范引領作用。紅軍長征中，組織上給大部分黨校學員分配了工作，留下的教員、學員、干部和軍事院校人員合并編成干部團，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何長工(原紅軍大學校長)任軍委縱隊干部連連長，徐特立、成仿吾擔任干部團政治教員。在極端殘酷的斗爭環(huán)境下，在異常艱難的行軍途中，講臺就是戰(zhàn)場，教員就是戰(zhàn)士，只有抓住行軍路上和宿營間隙的時間講政治課。在這支紅色的黨校教員隊伍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長征四老”。他們是紅軍隊伍中四位德高望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參加長征時已經57歲，他不但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課，還教戰(zhàn)士們識字讀書，帶給戰(zhàn)士們知識的營養(yǎng)和學習的樂趣。董必武在干部休養(yǎng)連任黨支部書記，還出任中央縱隊總衛(wèi)生部衛(wèi)生支隊婦女隊的“胡子隊長”，經?；睘楹喰麄鼽h的政策，還編唱了一首《擔架歌》：“擔架擔架，既擔又架。巾幗好英雄，須眉也認下”。謝覺哉和林伯渠處處以身作則，宣傳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和艱苦卓絕的斗爭精神，與官兵同甘共苦，給年輕的紅軍戰(zhàn)士以極大的鼓舞。成仿吾在蘇區(qū)時期黨校的講課就很受歡迎，他善于將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把有關圖書、資料中的插圖找出來，自己繪圖并編排，用形象的畫面說明人類進化過程，并進行展覽，以達到教學效果。1935年11月，中央黨校在陜北瓦窯堡復校后，他給學員講授社會發(fā)展史。這些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以身作則化身為“黨校教員”，極大豐富了黨校講臺的政治教學，壯大了黨校教員隊伍，生動實現(xiàn)了黨校“教干部、干部教”的良性循環(huán)。

　　堅持真理，傳播“火種”。理論聯(lián)系實際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優(yōu)良學風，也是黨校教育的基本方針。馮雪峰作為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領導人，是中國文藝界為數(shù)不多的走完長征的“文化人”之一，也是“左聯(lián)”成員中唯一參加長征的人，被稱為黨中央和魯迅之間聯(lián)系的紐帶，更是一名敢于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優(yōu)秀黨校教員。他曾擔任過中央蘇區(qū)時期黨校教務長、副校長，后來以紅九軍團地方工作組副組長的身份參加了長征，由于他的文化理論水平高，先后擔任了上級干部隊政治教員和紅軍大學高級教員，跟隨在中央的周圍。長征途中，馮雪峰與戰(zhàn)士們一起爬雪山、過草地、啃樹皮、吃草根，與敵人英勇斗爭。在戰(zhàn)斗的間隙里，他把戰(zhàn)場當作教室，給戰(zhàn)士們講革命道理、為戰(zhàn)士們鼓勁加油，通過沿途了解群眾的風俗習慣，調查當?shù)氐纳鐣闆r，在群眾中傳播馬列真理、播撒革命種子。隨著長征的深入，他愈加感受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嚴重危害、毛澤東一系列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正確英明，他向紅軍戰(zhàn)士作出及時的政治宣傳，教育紅軍戰(zhàn)士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堅決維護黨和紅軍的統(tǒng)一。正是因為有一批像馮雪峰這樣的敢于堅持真理、堅持學用結合和正確政治方向的黨校教員，既服從于、服務于黨的工作大局，同時踐行了黨性和科學性的統(tǒng)一，有力地推進了長征時期黨內監(jiān)督和黨的建設。

　　步調一致，奪取勝利。長征是一首斗爭磨礪、血戰(zhàn)到底的誓詞，起到了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的作用。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描述了這個磨礪的過程：“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改造了黨校，更激勵警醒黨校教員時刻與黨保持步調一致、同頻共振。由于長征途中的生活、工作和斗爭異常艱苦、繁重和復雜，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戰(zhàn)士經不起風浪考驗，出現(xiàn)了思想動搖和開小差的現(xiàn)象。面對非戰(zhàn)斗減員的狀況和加強“擴紅”的現(xiàn)實緊迫任務，破除教條主義帶來的路線混亂危害，也成為長征時期黨校教員干部教育必須解決的重大命題。1936年初，中央為培訓東征干部，在剛剛復辦的中央黨校舉辦三個突擊班。林伯渠在參加長征時，先是擔任總沒收委員會主任，負責為中國工農紅軍籌集軍餉，后又擔任紅軍總供給部部長，以紅軍領導身份多次到黨校授課。他結合行軍案例提出問題，大量引用毛澤東的教導，認可宣傳踐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特別是在對“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理論”關鍵問題上向紅軍作出科學的闡釋和合理的解釋。也恰如在課堂上劃著了一根火柴，用它點燃了學員們心中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理念的敬仰和追求的火焰，更為宣傳鼓動沿途工農群眾參加紅軍傳播了革命的火種。1936年10月，洛甫發(fā)表《關于白區(qū)工作中的一些問題——論干部教育問題》一文，提出“活的生動的具體的榜樣，是教育自己干部的最好方法”。正是有這樣一批活的生動的具體的黨校教員，與黨時刻保持步調一致，為奪取革命事業(yè)勝利打氣加油、搖旗吶喊，也成了長征時期一支不應被遺忘、跟黨走越走越壯大的特殊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