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史上，蘇東坡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因為在他的身上同時體現(xiàn)了儒家的堅毅、道家的超脫和佛家的圓融，儒釋道的文化內(nèi)涵在他的生命里實現(xiàn)了融合。在蘇東坡的一生中，元豐五年(1082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不僅僅是因為《黃州寒食帖》、《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前后《赤壁賦》等名作在這一年集中誕生，更因為在這一年，蘇東坡終于從烏臺詩案的陰影中走出，驅散內(nèi)心的陰霾，在靜定中實現(xiàn)了超越，獲得超然物外的歡欣與自由，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初一，蘇東坡在長子蘇邁的陪同下到達黃州。烏臺詩案的風波已過，蘇東坡雖暫無性命之憂，但從前途無量的朝廷命官到幾無立錐之地的犯官，落差之大，非常人所能承受。初來黃州，他表面平靜，但心底的悲郁很難化解。“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這樣的離群索居、這樣的晝伏夜出，透露出的是內(nèi)心無法排解的孤獨、苦悶與凄涼。元豐五年的寒食節(jié)，當遇到連綿的雨，當感到徹骨的冷，詩人心中的悲憤失望之情如決堤的江流一樣奔涌而出，于是他提筆寫下這首《黃州寒食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云里?？这抑蠛?，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寒食節(jié)，時在初春，本應是天地間一派生機盎然，但蘇東坡感受到的卻是萬物蕭瑟的肅殺之氣。就連在他初來黃州時最欣賞的、曾經(jīng)帶給他心靈慰藉的海棠花也零落成泥。韶華易逝，少年白頭，面對流逝的春天，面對奔涌的時間，全是無力之感。第一首已是色調(diào)灰暗，而第二首則更是進一步將這種灰暗鋪陳綿延。連綿不絕的雨天里，“空庖破灶”更添凄冷，而“烏銜紙”的意象更讓人心驚。仕途上，“君門九重”已經(jīng)埋葬了他建功立業(yè)的夢想;生活中，落葉歸根亦是奢望，因為“墳墓萬里”，故鄉(xiāng)遙不可及。進退無門，窮途末路，真的是“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黃州寒食帖》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歷代書評家對其書法成就有非常高的評價，認為它有“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的氣勢。然而這氣勢恐怕不是來自建功立業(yè)的豪情壯志，而是來自于一瀉千里的絕望。儒家文化講究中庸，講究“哀而不傷”，所以悲傷的情緒往往會非?？酥频卣宫F(xiàn)。然而，《黃州寒食帖》卻讓我們看到了蘇東坡內(nèi)心不加掩飾的傷痛與絕望，“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作為全篇結尾，讓悲傷和絕望就那樣生硬地矗立在那里，沒有了轉圜的余地。這樣的處理方式是不多見的，但這并未減損蘇東坡任何的光彩，反而讓我們增加了一份對他的親切感。原來，堅韌如蘇東坡，也曾有過這樣的脆弱心境，也曾有過這樣的絕望時刻。但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在徹骨的絕望與悲傷之后，終將呈現(xiàn)出一種靜定澄明的心境。“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風雨過后，天終究要放晴。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元豐五年的春天是多雨的，在寒食節(jié)連綿的雨過去之后，三月初七，蘇東坡在前往沙湖相田的途中，又遭遇一場雨，并帶給他很多內(nèi)心的觸動與感悟，《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完整記錄了這一心路歷程：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中的這場雨，是中國文化史上很重要的一場雨。其實，蘇東坡曾描述過很多場雨，比如“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比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但沙湖道上這場不期而遇的雨卻具有特別的意義。面對其他的雨，蘇東坡只是一個帶著審美眼光的旁觀者，但沙湖道上的這場雨，他變成了雨中的體驗者。正所謂“境由心轉”，在關于這場雨的描述中，我們感受到的不是雨中的狼狽，而是吟嘯徐行的瀟灑，是竹杖芒鞋的輕盈，是斜照相迎的溫暖，是無風無雨的豁達。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歸去”二字。“歸去”當然可以指歸向來時路，但在精神層面，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這恐怕更符合蘇東坡此詞的深意。

　　在這“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吟嘯徐行中，蘇東坡獲得了內(nèi)心的靜定。這種靜定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他已經(jīng)決心歸隱田園，不再去計較官場上的爾虞我詐、黨派傾軋。他不再是那個“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的太守，他不再需要鮮衣怒馬的襯托，此時此刻，他明白，其實竹杖芒鞋才會讓生命更輕盈。至此，折磨蘇軾兩年之久的烏臺詩案的陰影終于徹底消散，他決心遠離廟堂，在黃州過隱逸于草野的散淡生活。心有了歸屬，自然能夠獲得平靜。第二，蘇東坡在內(nèi)心完成了對于自我的判決，他自認是無罪的。他雖然雜染佛道，但儒家思想始終是底色，在《與李公擇》中，他表白：“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在《與滕達道》中也表白：“粗有益于世，瞑目無憾也。”經(jīng)歷了烏臺詩案這樣的生死勘問，蘇東坡也漸漸想明白，有些風雨是無法躲避的，更重要的是要在風雨橫逆中保持鎮(zhèn)定從容。而“道理忠義”“有益于世”就是他處世的信條，就是他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內(nèi)心支撐點。政治上的自我平反轉化為人格上的壁立千仞。關于這種心理調(diào)適的軌跡，近人鄭文焯有深刻的體認洞察，他在《手批東坡樂府》中評價《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的意義：“此足徵是翁坦蕩之懷，任天而動。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筆直寫胸臆，倚聲能事盡之矣!”

　　水月輝映中，鶴渡寒江去

　　中國文人的名字往往會和某個地名呈現(xiàn)緊密關聯(lián)。就如屈原與汨羅江、陳子昂與幽州臺、崔顥與黃鶴樓、辛棄疾與郁孤臺，而提到蘇東坡，這個關聯(lián)最緊密的地名應該就是赤壁。在元豐五年的七月十六日與十月十五日，他兩次夜游赤壁，并創(chuàng)造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賦》。

　　《赤壁賦》中有一組典型的意象——水和月。“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最初，水月是純粹的自然背景，蘇東坡和朋友置身其間，獲得了極大的愉悅。“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然而，在洞簫嗚咽的幽鳴中，悲傷開始一點點蔓延。吹簫的道士名叫楊世昌，他心中的悲傷主要是因為意識到時間無情的流逝，連“釃酒臨江，橫槊賦詩”的一代梟雄曹孟德都不復存在，更何況江渚漁樵之人?“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平凡而又短暫的生命不值一提，難免讓人悲從中來。面對這一問題，蘇東坡以水月為喻，提出自己的見解。“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江水不停奔流，但長江并未離去;月亮呈現(xiàn)陰晴圓缺的變化，但并未真地消長。所謂“變與不變”，如果從短暫的時間看，變化存在于每一個瞬間，但是如果從長時段來看，永恒則在其中呈現(xiàn)。無數(shù)的“變”組成了“不變”，無數(shù)的“瞬間”組成了“永恒”。所謂的完美和圓滿終究會過去，所謂的殘缺和遺憾也會得到彌補，所以不必執(zhí)著于得失浮沉，而更應該隨緣自適、達觀處世。明白了這樣的道理，蘇東坡和朋友冰釋胸中塊壘，“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這舟中酣暢的夜眠，展現(xiàn)的是與苦難和解的姿態(tài)，是超然物外的灑脫自在。

　　《后赤壁賦》中也有一個典型的意象——鶴。十月十五的冬夜，夜色很美，“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在這樣一個月白風清的良夜，大家興致很高，決定“攜酒與魚，復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水和月的意象再次出現(xiàn)。只是這一次，蘇東坡不滿足于泛舟江上，他決定攀到山上去看看。于是，在沒有朋友相隨的情況下，他獨自一人“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登高望遠，劃然長嘯，雖然得到山鳴谷應，但是卻感覺到“悄然而悲，肅然而恐”。也許彼時彼刻，那些構陷的讒言、御史臺的審問，一幕幕重現(xiàn)眼前，讓人心驚。但是，就在這“時將夜半，四顧寂寥”之際，一只鶴“橫江東來，戛然長鳴”。這只鶴不是無緣無故而來，它代表的是清雅孤傲、不與世同流合污的精神堅守。在當夜的夢中，蘇東坡夢見了一個羽衣蹁躚的道士，究竟是道士化為了鶴，還是鶴化為了道士，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鶴一道引領他走出心中的困頓，走向精神的高蹈。萬物同宗、殊途同歸，就算是貶謫之途，何不顧而樂之?

　　黃州的歲月，對于蘇東坡而言有著烈火淬金般的意義。元豐五年，寒食節(jié)的凄冷，催化他的痛苦乃至絕望;三月七日，沙湖道上那場不期而遇的雨，讓他在陰晴晦明的對比中體悟靜定平和的心境;秋冬兩次夜游赤壁，水月輝映、鶴渡寒江的意境讓他獲得超越的哲思和達觀的態(tài)度。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說：“他的肉體雖然會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輩子，則可成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閃亮照明，可以滋潤營養(yǎng)，因而維持眾生萬物。”我們回顧蘇東坡的元豐五年，可以感受他的悲喜，可以領悟他的豁達。不因流放的痛苦而沉淪，不因生活的苦難而低頭，不因名利的得失而躊躇，更多的是理性地思考、樂觀地高歌、豪邁地進取。生命的底色也許本是蒼涼，但是仍然要竭盡全力，賦予它色彩，賦予它溫度，賦予它生機，賦予它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