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茶館遍布大江南北，成為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一個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什么樣的功能呢？作者嘗試歸納如下：
    休閑娛樂。這是茶館從古至今固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上茶館的茶客中很多是老人和閑人，他們在茶館里喝茶的主要目的是消磨時光。而其他平時疲于奔波的商人、手工業(yè)者、官吏和文人充當茶客走進茶館，也有忙里偷閑，放松放松自己的目的。當時的史料記載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抖汲羌o勝》載南宋臨安（今杭州市）的茶館“大茶館張掛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待也，今茶坊亦然”。而成書于幾十年之后的《夢梁錄》卷十六“茶肆”仍載“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宋時茶館除了精心裝飾外，還有其他休閑娛樂的活動。據《都城紀勝》和《夢錄梁錄》記載，當時的茶館里除了張掛名人書畫、插四時花外，還有彈奏的弦歌和說唱的說書。宋洪浩《松漠紀聞》卷二曰：“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棋具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說明宋人茶館里備有棋類娛樂活動。在這樣一種寬松、休閑的氣氛中，茶客們喝著熱茶，或聽著音樂、傳奇說，或賞著書畫，或看著棋癮者“啪”、“啪”的落棋，哪還管他茶館之外的風霜雨雪，而生活中的煩惱與痛苦，仕途和生意上的沉浮，都可以暫時置之腦后，真正達到了休閑娛樂的目的。 
     信息交換與傳播。上茶館喝茶的費用從古至今都是相對低廉的，而兩宋經濟發(fā)展的活躍使普通的百姓也有能力踱進茶館的。兩宋時的茶館是一個雅俗共賞，三教九流匯聚的地方，里面的人形形色色。從身份上看有官吏、商人、藝人、城市手工業(yè)者、小市民、文人、軍人和閑人，甚至流氓、妓女都充斥其間；從年齡上來看，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小孩俱全。茶客把自己所知的信息告訴別人，又從他人那里獲得更多的信息，當時社會上的各種新聞信息和各種奇談怪論，在這里都能聽到，茶館成為當時信息交流的場所。《水滸》第三回史進在茶館里向茶博士（兩宋茶館里熟悉技術的伙計）打聽經略府的情況，第十八回欲將搶劫生辰綱的晁蓋等人緝拿歸案的何濤向茶坊里的茶博士問鄆城縣早衙和值日的押司的情況，后來宋朝官府要緝拿晁蓋等人的機密也是從茶坊里泄漏出去的。又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載，秦檜的孫女崇國夫人養(yǎng)的一只獅貓走失，限令臨安府為其找回，臨安府的對應之策是“乃賄入宅老座，詢其狀，圖百本于茶肆張之”，以求茶客看到此消息后，匯報獅貓的消息給官府。
    商務交易。有的茶客上茶館，不僅僅是喝茶，特別是對于商人來說，他們往往有來此談生意目的，若生意不成，算是多交一個茶友，雙方不傷和氣。《夢梁錄》里提到臨安茶坊里有“諸行借工賣伎人”的“市頭”，實際上為勞動力買賣市場。而對茶館主來說，茶水費的收入畢竟有限，要想在競爭日趨劇烈的茶館業(yè)中生存下去，就必須擴大營業(yè)范圍，擴大財源。他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從事正當體面的兼營生意，如兼賣酒、湯、果汁等飲食類東西，甚至兼賣服裝、字畫和燈球等日常生活用品和藝術類物品。北宋汴京城在潘樓東街巷一帶“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huán)、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這哪有茶坊的影子，完全是現在的早市交易場所。臨安茶坊有“馓子，鹽豆湯，雪泡梅花酒，或縮脾包飲暑之屬”，還有“而街茶肆，漸已羅列燈球等求售，謂之‘燈市’。”有的則操起見不得人的皮肉交易，《都城紀勝》里提到的“水茶坊”，《夢梁錄》里提到的“花茶坊”都是打著茶館高雅之名的幌子開設的妓院，故“非君子駐足之地也”。
     展示與培訓。基于兩宋時茶館業(yè)競爭激烈，茶館主為了吸引茶客費盡了心機，除了在茶館內部進行精心布置和裝飾外，還增添許多娛樂節(jié)目，在這當中弦歌與說書尤為突出。弦歌分為兩類，一種是茶館主花錢雇傭的樂伎歌女展示其高超的彈奏技藝和演唱才能的，史料記載“諸處茶肆，……莫不倩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幕弦，搖蕩心目”；另一種為都人（隨宋至南渡的原汴京都城之人）、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在茶館的某個地方請藝人培訓學習樂器和唱叫藝術的，即當時人稱的“掛牌兒”。說書即為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評書，技藝高超的說書人展示其才能可以把茶客吸引得如癡如醉。南宋臨安城王媽媽茶肆叫“一窟鬼茶肆”即以說唱故事“西山一窟鬼”而得名。
    會友。兩宋時的茶館消費低廉，在此會友既經濟又有免費娛樂節(jié)目欣賞。有的茶館進行專門的裝飾以滿足茶客會友的需求，有的“中瓦南北茶坊內掛諸般王留珊子燈，諸般巧作燈，福州燈……”，有的“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門……列花架，安頓奇松異奔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茶具“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物也”。因此，在上述這些品位高雅、環(huán)境清幽的茶館會友成為南宋臨安士人的選擇，如“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
    吸納貧民就業(yè)。茶館屬精神享受型的飲食業(yè)，又帶有都市休閑業(yè)的性質，不論它是茶水售賣，抑或兼營其他生意，茶館業(yè)作為服務業(yè)的本質始終沒有改變。而服務業(yè)，尤其是我國封建社會中的服務業(yè)，一般都是技術含量低，能吸收大量勞動力的產業(yè)。兩宋時的茶館也不例外，當時的許多社會底層分子在茶館里找到許多貼補家用甚至謀生的機會。從《都城紀勝》和《夢梁錄》來看，這部分人包括茶館主、茶博士、小商人、雇工、彈奏弦歌和說書的藝人、妓女、人情茶肆主、僧侶及下級士兵等。分析一下南宋臨安依賴茶館生活或補貼家用的人，大多為社會底層的貧苦人民。茶館業(yè)是小本經營的買賣，許多茶館是家庭經營，茶博士是茶館主雇傭的伙計，在茶館里依靠才藝掙錢的彈奏弦歌和說書的藝人多為流民。而在茶館里淪為妓女的悲慘婦女，絕大部分是貧苦的良家女子。不時通過齪茶手段勒索錢財的“街私人兵”為下級士兵，人情茶肆主的收入“本非以點茶湯為主，但將此為由，多覓茶金耳”，僧道頭陀“欲行題注的，先以茶水沿門點送，以為進身之階”。可以肯定，后三種人為各自群體的下層，否則，他們用受人鄙視的手段獲取生活費便難以理解了。因此，宋代茶館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部分下層人民特別是貧民暫時的避難地和落腳點，成為社會矛盾的緩沖地。
                                  二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宋代茶館的功能完全突破了它作為餐飲業(yè)自身的內容，顯得豐富多彩。任何歷史現象的出現都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要解答宋代茶館功能的多樣化，必須從宋代歷史背景出發(fā)。
    唐宋時期，是我國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第二個高峰時期。財富力量迅速崛起，人們的價值取向也有傳統(tǒng)的求政治上的顯貴轉變?yōu)榍蠼洕系母蛔?，宋代商業(yè)觀念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士、農、工、商”的四民等級制度到宋代變?yōu)?/span>“同是一等齊民”。過去沿傳的“重本抑末論”第一次被否定，而主張發(fā)展商業(yè)的思想卻孕育起來，連北宋皇帝的詔書里都有鼓勵發(fā)展商業(yè)的詞句。宋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力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當時的商人一方面通過與權貴交通，如通婚，另一方面培養(yǎng)自己子弟科舉入仕達到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目的。
    宋代商品經濟繁榮一個新動向是茶業(yè)經濟的異軍突起。我國是茶的故鄉(xiāng)，西漢時便有飲茶的記載。早期的飲茶主要是藥用，茶被視為一種延年益壽之藥。至唐朝前，茶的飲用并未普遍，且主要集中于南方產茶區(qū)。唐朝時，茶圣陸羽著《茶經》，中國的茶由飲用進入品飲階段，飲茶風習逐漸散播。茶業(yè)經濟逐漸成為唐朝商品經濟發(fā)展中新的力量。歷史發(fā)展進入兩宋，茶業(yè)經濟在當時商品經濟中地位之高非唐朝所能比擬，草市鎮(zhèn)的勃興，區(qū)域市場的形成，交子、會子、賒賣、預購的出現，兩宋政府長期實行榷茶的政策，無不與茶業(yè)經濟的繁榮有關。兩宋茶館的發(fā)展與當時商品經濟的繁榮，尤其是茶業(yè)經濟的繁榮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這是因為茶業(yè)經濟的繁榮提供了茶館所需的茶葉，并引導茶客進行消費。

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宋代的城市商業(yè)經濟也繁榮起來，有的學者認為宋代出現城市化浪潮。據吳松弟先生的考證，汴京最盛時有約13.7萬戶，約150萬人口，南宋臨安城外約有人口40余萬，城內人口80-90萬，在800多年前，一個城市的人口便達到這么大的數量，無疑是驚人的。城市的布局突破坊(居住區(qū))和市(交易區(qū))的限制，夜市興盛，北宋汴京馬行街鋪席“夜市直至三更尺，才五更又復開張”全天營業(yè)20個小時。交易的貨幣數量也極為可觀，北宋汴京東角樓街巷一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而南宋的臨安多數學者認為其繁榮并不亞于北宋的汴京。除了都城，宋時蓬勃興起的市鎮(zhèn)，以及鄉(xiāng)村市、墟市，使當時非農人口和流動人口大大增加。
    首先，宋代商品經濟和城市商業(yè)經濟和繁榮促成宋代茶館功能的多樣化。商品經濟的繁榮，城市化的拓展，提高了市民的消費欲望和消費層次，使市民的消費需求呈現出多樣性，在滿足了基本物質生活需要之后，精神型消費、休閑娛樂業(yè)便應運而生了。兩宋茶館業(yè)的興盛正是建立于當時商品經濟繁榮這一基石上的。并且，茶館功能的發(fā)揮也是以當時商品經濟和城市商業(yè)經濟的繁榮為基本條件的。這是因為，茶館功能的發(fā)揮，必須有兩個基本前提。
第一，茶館要開張，地域一般局限于城市，沒有茶館的存在便沒有茶館的功能。唐代開元年間以后雖有茶館，但此后戰(zhàn)亂頻繁，商品經濟發(fā)展陷于低潮，出現“錢帛兼行”的貨幣狀況，茶館業(yè)不振，元蒙入主中原，商品經濟發(fā)展退步，茶館業(yè)也不盛，明清為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第三個高峰時期，茶館業(yè)又興盛，建國之后的計劃經濟，使茶館幾乎絕跡。從茶館在我國的演變歷程可以看到，凡是商品經濟大發(fā)展時期茶館業(yè)就比較興盛，從而茶館的各種功能也就得以充分的發(fā)揮。
    第二，開張的茶館，要想發(fā)揮它的各種功能，還必須存活于社會之中，再進一步說，要有顧客。茶館業(yè)屬于較高層次的餐飲業(yè)，在茶客不能滿足自身基本物質生活之前的，是不會光顧茶館的。而兩宋時商品經濟的繁榮，使社會上大多數人有余錢去茶館消費。據張錦鵬博士最近以糧食為參照物的研究結果，北宋時人均購買力水平遠高于清朝前期，達到人均1.56石糧食的貨幣購買力。又據李埏先生的研究，唐朝時一個小生產者一天創(chuàng)造的價值是三尺絹，合銅錢十五文，除去購買糧食外，尚余兩文，剩余的兩文錢是可以用來購買茶鹽的。兩宋時生產力比唐朝時高，經濟比唐朝時繁榮。這說明宋人是有經濟能力上茶館消費的。 
    其次，宋朝茶館能發(fā)揮如此多的功能，也與茶館經營特點密切相關。宋代茶館經濟的基本特點是投資少、技術含量低、風險小、利潤小。宋朝時開茶館的投資比起同為餐飲業(yè)的酒店來說，無疑是少多了。只需有一個固定的經營場所，提供沸水、茶葉、茶具和桌椅便可開張。一般大眾喝的茶水，也不需要特別的技藝，幾乎每個成年人都能學會煎制茶水售賣。同時，因為投資少，也很少因自然或人為的意外而導致茶館主損失慘重，一蹶不振。因此，當宋代商品經濟繁榮，有茶館生存空間的時候，茶館便遍布全國各地，進茶館喝茶逐漸成為當時人們的一種生活習慣。利潤小是因為茶水低廉，利潤小導致兩個后果。
    第一，利潤小，茶水費低，導致茶客來源廣泛。上至王公貴族、富商大賈，下至平民百姓、販夫走卒，三百六十行各色人等，都有經濟上的可能蹲茶館。茶客身份的多樣化，為茶館發(fā)揮休閑娛樂、信息傳播與交流，藝人表演和會友的功能提供了便利。第二，利潤小，茶館主迫于生存的壓力，一方面盡最大可能吸引茶客收取茶水費。另一方面，從事其他的兼營生意，諸如賣酒、布、古玩，甚至打起撈不義之財的念頭，茶館商務交易的功能也出現了，許多社會下層分子也在茶館商務交易中分得一杯羹湯。
                                               三

宋代茶館多功能的發(fā)揮，對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等三方面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一：宋代茶館功能的發(fā)揮依賴于商品經濟的繁榮程度，另一方面，宋代茶館功能的發(fā)揮又有利于商品經濟的進一步向前發(fā)展，二者呈一種互動關系。宋代茶館是當時宋廷官方允許的民眾出入最廣泛的公共活動場所，具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與商品經濟的交換開放性一致。作為營利性的公共活動場所，里面所進行的形形色色的交易，既增加了社會消費量，刺激了生產，又使茶客們感到濃郁的商品經濟氣氛，對商品經濟發(fā)展的促進作用不言而喻。宋代茶館所具有的休閑娛樂功能，使勞累的人們得以恢復精力，以飽滿的工作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宋代茶館所具有的信息傳播與交換的強大功能，特別是商業(yè)經濟信息的傳播，在我國古代商業(yè)信息獲取極為困難的時代，對當時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第二：宋代茶館所具有的對藝術人員培訓與展示的功能，有力地促進了宋代時的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眾所周知，我國古代藝術發(fā)展環(huán)境一直比較惡劣，在宋代之前藝術從業(yè)者當中的音樂人、說書人。除了少數人員能在宮廷和富人之家表演外，其他人基本上沒有公開演出的機會，沒有公開培養(yǎng)、鍛煉和展藝的機會。宋代茶館雖不是他們在普通民眾中間表演的唯一場所(當時還有瓦子和勾欄)。但無疑是擴大了他們的生活空間，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提高完善自己的技藝，找到合適的傳人。
    另外，我國古代的教育制度是“學在官府”，盡管宋朝私學比較興盛，但并不是每一個家庭都請起私塾先生。茶館中的說唱藝術，在豐富廣大茶客文娛生活的同時，使他們了解到一定的文化知識，受到文學藝術的熏陶。這對那些目不識丁、無法通過書本接受中國傳統(tǒng)文藝作品的下層民眾來說，極為重要。宋代茶館這種功能的發(fā)揮無形之中起到了提高人民文化、藝術素養(yǎng)的作用。
    宋代茶館對當時市井文化的興起有重要的意義。唐代以前，我國的文化主要是貴族文化，唐朝時出現傳奇小說。到宋代時，廣為人民所喜愛的話本小說、詞非常流行。市井文化通俗化、大眾化的特點決定了它的傳播對象是普通老百姓。當時觀眾能欣賞到市井文化的地方有三個：瓦子、勾欄和茶館。茶館為市井文化的傳播提供了便利，市井文化又為茶館功能的發(fā)揮增添了新的內容，促進了茶館的發(fā)展。 
    第三：宋代茶館所具有的信息交換與傳播的功能，為社會提供了一個信息交換的平臺，對宋代社會的發(fā)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自然經濟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反映到社會層面，整個社會是一個相對凝固、封閉的社會，不但政府力求封閉，連普通百姓頭腦中也充斥著封閉思想，限于當時的技術水平，信息傳播的方式只能是人際傳播，而封建政府出于穩(wěn)固統(tǒng)治的目的，大都采取嚴厲控制人員流動的措施，最后導致普通民眾獲取信息極為困難，給人民的生活、生產帶來極大的不方便，乃至延緩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宋代茶館此項功能的發(fā)揮，無疑是大大緩解了信息流通的困難，無形之中超越了信息人際傳播的局限而實現了信息的充分利用。同時，兩宋茶館還成為社會輿論的陣地，規(guī)范著社會風氣和人們的行為準則。
    最后，宋代茶館吸納貧民就業(yè)，因其數量多，分布廣，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比較強，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使部分社會底層人民找到一塊安息落腳的處所，不再四處流浪，對當時社會的穩(wěn)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華山先生指出，宋代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宋代工商業(yè)發(fā)達，使部分失業(yè)的農民有較多地得到生活出路的機會，宋代茶館無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中國經濟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