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物史觀構建中國新史學

在20世紀革命風潮涌起的時代，梁啟超以“新史學”為旗幟掀起了史界之革命。梁啟超建構的話語體系首先是“進化史觀”，它是從根本上顛覆并取代舊史學的一整套新話語模式。借助于“進化史觀”理論，梁啟超“以近代學術觀念闡述了史學的基本問題，提出了中國史學近代化之理論上的模式；提出了有關的新概念、新范疇，如廣義之史、狹義之史、局部之史、全體之史、公理公例等等；對傳統(tǒng)史學提出了批判性的總體認識”。20世紀以來，“進化史觀”伴隨著近代民族主義思潮風行天下，在獲得知識界普遍認同的情勢下，構成了改造舊史建構新史的理論工具。不過，20世紀20年代后“進化史觀”趨于式微，即使梁啟超本人的立場也開始有所動搖：“歷史現(xiàn)象是否為進化的，我對于這個問題，本來毫無疑義，一直都認為是進化的……但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唯物史觀”話語開始出現(xiàn)并逐步形成超越性態(tài)勢。1920年12月1日，李大釗發(fā)表《唯物史觀在現(xiàn)代史學上的價值》，認為“歷史進化觀”對于歷史的解釋等，“都一一的失敗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條新路。這就是歷史的唯物的解釋。這種歷史的解釋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勢力，而求之于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huán)境所支配”。“20世紀30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史料學、考據(jù)學被用于證實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唯物史觀當然地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理據(jù)，但作為一個影響極為廣泛和深遠的話語體系，其影響力和擴展的范圍當不限于此，它幾乎成為當時“新史學”建構中具有號召力和吸引力的學說。“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zhàn)里，都是唯物的內(nèi)部的爭斗，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余地。”大量研究社會史的論文都不同程度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摩爾根、黑格爾、列寧、考茨基等理論家的論斷以剖析中國社會及其經(jīng)濟結構，從而使史學的包容性更為闊大，由傳統(tǒng)文史哲人文學科的貫通發(fā)展到與社會科學的對接。不唯如此，唯物史觀話語的深度影響甚至促成“唯心論”佛學學人的轉(zhuǎn)變。余精一坦然自述：在中正大學講授年余。以三十年之因?qū)W，遍習東西方哲學與社會科學，以一研究唯心論的佛學的學人，轉(zhuǎn)而從事唯物論哲學，最終提出“歷史發(fā)展二元論”與“雙系文化學說”。即使風頭正勁的史料派或?qū)嵶C史學，雖然研究取徑與“史觀派”立場形同對立，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認同唯物史觀對于中國歷史研究的積極意義。顧頡剛與傅斯年在討論問題時就提出：“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產(chǎn)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孔子不是完全為舊文化的繼續(xù)者，多少含些新時代的理想，經(jīng)他的弟子們的宣傳，他遂甚適應于新時代的要求。”顧頡剛曾強調(diào)，自唯物主義史觀輸入中國以后，“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歷史變成經(jīng)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然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二、唯物史觀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觸發(fā)了關于中國社會史的學術理論之爭。社會史論戰(zhàn)中的一個突出現(xiàn)象是，雖然參與論戰(zhàn)的各方人士政治立場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大都以唯物史觀作為理論依據(jù)。何干之在《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zhàn)》中明確指出：“中國新史學是一門很‘年青’的‘學問’，還不夠十年的壽命。我們的中國社會，還在未發(fā)掘的古墓里，還在未讀破的古籍中。這十年的光景中，我們的先驅(qū)者，給與我們的，僅僅是一個粗大的輪廓，甚至可說只是一個暗示。”正是經(jīng)此社會史論戰(zhàn)，何干之深有感悟，認為新史學未來之路尤長，未竟之業(yè)至重，未解之惑甚多，亟待后學“趕緊攝取現(xiàn)代史學的知識”奮起接力而行。盡管社會史研究中很多具體問題并沒有取得認同，但其在學理建構和理論、方法的取向上卻又體現(xiàn)著相對的趨同性。呂振羽在《中國原始社會史》中說：“郭沫若先生說得好：‘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所以中國社會歷史的發(fā)展，當然也不能在這個共同的法則之外，另有一個途徑。”“因而史的唯物論，不啻是我們解剖人類社會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確的歷史學方法論。”“我們握住這副工具來解剖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全過程，一切問題都不難迎刃而解。”正是在唯物史觀理論引導下，中國社會史的學術研究發(fā)生了新轉(zhuǎn)向。一方面，其論題的展開一開始就與現(xiàn)實問題密切相關，有著與生俱來的現(xiàn)實關懷。“中國國民革命，引起了中國許多的青年，注意到中國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因為注意到這些問題，所以要求得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社會史論爭問題各有側(cè)重，然其大要仍在于社會性質(zhì)；而其現(xiàn)實的致用性價值則落腳于政治（或革命）。社會史研究恰恰體現(xiàn)著新史學“致用”的時代價值。另一方面，由學術論爭而形成的理論認知獲得了一定的社會認同，由中國社會史而社會性質(zhì)（以及中國農(nóng)村社會性質(zhì)）的廣泛深入的學術研究，取得了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zhì)的基本認同。尤其對于“半封建”概念，它在理論認知上承接了馬克思的理論成果，在史實認知上觀照了現(xiàn)存中國社會“殘存的封建性”因素，賦予其特有的時代內(nèi)涵，并在學術理論上形成了相對系統(tǒng)、完整的解說體系，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學術理論基礎。

三、唯物史觀體現(xiàn)新時代特征

新時期以來，隨著當代社會的“百年未有之巨變”和社會科學的巨大進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也發(fā)生重大變動。由精英的歷史轉(zhuǎn)向普通民眾的歷史、由政治的歷史轉(zhuǎn)向日常社會生活的歷史、由一般歷史事件轉(zhuǎn)向重大的社會問題的社會史的興起及其引領性影響，導致中國近代史研究出現(xiàn)了“革命史”與“整體史”或“社會史”相互促進的趨向。這一趨向無疑是對戕害史學研究的教條主義的反撥，恰恰從學理層面上又進一步彰顯著唯物史觀的價值。關注日常生活和普通民眾歷史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一方面，唯物史觀堅持以人們的“日常生活”構成了人類生存或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另一方面，始終把勞動群眾的歷史活動作為歷史研究的主體，這恰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要特色之一。唯物史觀是一個高度開放和發(fā)展的理論體系。唯物史觀及其歷史研究盡管遭遇了諸多思潮“解構”的挑戰(zhàn)，卻依然在各種建構乏力的潮向中堅挺前行，在不斷的汲取和傳承中發(fā)展。唯物史觀事實上自覺地浸潤或滲透在如日常生活的歷史、工人階級以及勞動大眾的歷史、重大歷史事變與日常生活、杰出人物與大眾訴求的互動，以及歷史發(fā)展合力論等研究成果中。唯物史觀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體現(xiàn)著傳承中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新中發(fā)展的新時代特征。

（作者系南開大學杰出教授、中國義和團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