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造舊海關，收回帝國主義經濟特權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對不同的國家區(qū)別對待，按照輕重緩急，有步驟地清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各種經濟特權。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海關制度。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周恩來就曾明確指出：“新中國必須把被帝國主義把持的舊海關加以徹底改造，使它成為為新中國建設事業(yè)服務的人民海關”。

　　改造舊海關的工作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直接負責。財政經濟委員會于1949年9月23日至10月16日召開全國海關工作座談會，研究擬訂新中國海關的工作方針、職責任務、領導體制和業(yè)務行政工作等問題。陳云在會上提出四項要求，一是進行根本性大變革，將百年來帝國主義所把持的海關，變成為人民服務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義國計民生的海關；二是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愿與各國政府及人民恢復和發(fā)展通商關系；三是海關管理要逐漸走向統(tǒng)一；四是海關的新老干部必須團結。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宣告成立。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試行組織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經政務院第十三次政務會議批準實施，《條例》明確規(guī)定了海關總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行政機關，統(tǒng)一掌管全國一切海關事宜。1950年3月7日，政務院在成立3個月后頒布了第一個指導全國海關工作的方針政策性文件《關于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規(guī)定了人民海關的組織形式、工作方針和主要任務，明確指出：“由于中國人民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結束了不平等與不自主的狀態(tài)，收回了中國在關稅政策方面的獨立權及管理海關事業(yè)的自主權。……在目前條件下，國家海關工作與國家對外貿易工作上所進行的監(jiān)督與某種管制，在恢復與發(fā)展我國人民經濟中，應起重要的作用。海關稅則，必需保護國家生產，必需保護國內生產品與外國商品的競爭。”《決定》還就制定海關稅則提出了六項原則。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暫行實施條例》先后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海關基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關稅稅則》及其《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稅則暫行實施條例》則統(tǒng)一了關稅政策，貫徹了統(tǒng)制對外貿易的基本精神。

　　據首任海關總署署長孔原回憶，海關改造過程中，周恩來曾分別就海關設立的原則和舊海關人員的利用問題作出指示。周恩來說，人民政府如果單從制度上對舊海關實行改革，還不能實現徹底改造舊海關、建設人民新海關的根本目的；必須實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對舊海關人員進行教育，幫助他們改造思想，才能圓滿地爭取他們成為為人民服務的有用人才。這件事的處理，對順利推進海關改造工作關系重大，也是周恩來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性靈活性相統(tǒng)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集中體現。

　　1950年4月29日，劉少奇在全國政協(xié)慶祝五一干部大會上指出：“新中國的海關政策與對外貿易政策已經成為保護新中國工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工具。這就是說，我們已把中國大門的鑰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而不是如過去一樣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袋子里。……這就掃除了一百年來使中國工業(yè)不能發(fā)展的一個最大的障礙。”

　　此前，1950年4月，交通部頒布《關于外籍輪船進出口管理暫行辦法》《進出口船舶船員旅客行李檢查暫行通則》等規(guī)章。同年7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發(fā)布《關于統(tǒng)一航務港務管理的指示》,喪失了100多年的中國領水主權也全部恢復。

二、處理帝國主義國家在華財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拒不承認國民黨政府為打內戰(zhàn)而向美國政府借的“美援”;對依靠借款修筑的鐵路收歸國有；收回帝國主義國家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非法霸占的農田、兵營、跑馬場和其他地產。1950年1月至9月，外國在中國大陸軍事特權被全部取消。隨著中國教會、文化教育機關和團體收歸中國人民自辦，人民政府逐步收回了教會、文化教育機關和團體的房地產。此外，人民政府根據不承認外國人有土地所有權的原則，逐步地處理了外國占有的其他房地產，到1952年在中國大陸的外資企業(yè)和外國人占有的房地產基本上處理完畢。

　　與蘇聯(lián)方面，根據1950年2月簽訂的《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xié)定》等的規(guī)定，蘇聯(lián)同意放棄在中國的特權，分別于1952年底將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和財產無償移交中國政府，1955年5月從旅順口撤走蘇聯(lián)軍隊，1951年初將大連的行政管理權完全移交中國。

　　對外資企業(yè)的處理則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據統(tǒng)計，新中國成立之初，在華外資企業(yè)有1333家，職工總人數為12.6萬人，資產達到12.3億元，其中英美兩國的企業(yè)占絕大多數。新中國在處理在華外資企業(yè)時采取了區(qū)別對待的方針，如對蘇聯(lián)、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直接利用外資的政策，對日、德、意三個法西斯國家采取一律沒收的政策，而對于其他國家在華外資企業(yè)，起初只是取消其一切經濟特權，并通過法令手段進行管理和監(jiān)督。據此，中央人民政府在政務院財經委員會設立中央外資企業(yè)局，對在華外資企業(yè)采取監(jiān)督、管理和利用的政策。

　　1950年3月，中共中央針對國內有些人對中蘇兩國合資興辦企業(yè)一事不理解現象，曾經下發(fā)過一個旨在消除群眾波動的指示。隨后4月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對直接利用外資的政策作出詳盡解釋，社論指出：“在這樣的青黃不接的困難時期，吸收外國資本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參加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yè)，就有了它的重要性。”社論列舉了蘇俄當年吸引外資經營企業(yè)的經驗，分析了中蘇經濟合作中的平等互利關系。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在華外資企業(yè)得到了相當大的恢復和發(fā)展。

　　1950年爆發(fā)的朝鮮戰(zhàn)爭使新中國與西方國家間的關系發(fā)生逆轉，利用西方國家在華外資企業(yè)的政策被迫作出調整。面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日趨嚴厲的封鎖禁運，1950年11月5日，外交部要求對資本主義國家在華企業(yè)和財產的處理根據國別和行業(yè)的不同分別對待。該年底，美國宣布凍結中國在美一切資產，禁止一切在美注冊船只開往中國；中方也立即以宣布管制美國在華企業(yè)的一切財產、凍結美在華公私存款等作為反擊。1951年初，中共中央在軍管在華美資企業(yè)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征用、代管、征購和管制等行政手段的處理方式，對少數在政治上經濟上無大妨礙的美國企業(yè)，在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可以保留一些。后來，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對英國、法國在華資產和企業(yè)也采取了類似的政策。在此背景下，剩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在華外資企業(yè)處境也日益艱難。中方多次聲明了中國政府一貫尊重外國在華企業(yè)的財產所有權和自主經營權的嚴正立場，同時也正確指出，外資企業(yè)在中國所遇到的困難，是美英等國封鎖禁運造成的。到1953年初，在華的西方外資企業(yè)已經所剩無幾。

　　需要指出的是，自此以后的中美對抗，必然造成中國“一邊倒”政策的強化。1951年，陳云談到：“中國和以蘇聯(lián)為首的和平陣營國家的經濟合作，……幫助了中國的經濟建設，有效地反對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封鎖。”這一時期，新中國在積極發(fā)展與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關系的同時，把吸收西方國家資金的重心放在積極爭取華僑回國投資方面。1951年成立華僑投資輔導委員會，并在廣東、福建、北京、天津、漢口等地設了7個投資公司以吸引僑資。1952年，中財委又召開華僑投資問題會議，專門研究怎樣改進吸引僑資的工作；并決定加強領導，以興辦投資公司為宜。該年6月，中共中央批轉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國內僑務工作的方針任務及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其中規(guī)定輔導華僑投資的方針為：采用合作經營或公私合營的形式，并可允許個別的私資經營，主動引導他們有計劃地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企業(yè)。

　　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后，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以“轉讓”為主的擠壓方式，運用合理、合法的經濟手段實現了對在華外資企業(yè)的改造，最終將其轉化為國營企業(yè)，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1955年，中國與蘇聯(lián)合作經營的公司也全部移交給了中方，其中蘇方股份的價值由中方以供應蘇聯(lián)通常出口貨物的辦法在數年之內償還。這樣，到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時，在華外資企業(yè)基本清理完畢。

三、“內外交流”與統(tǒng)制對外貿易

　　(一)新中國對外貿易的基本主張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建立新中國以前就多次聲明，新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并不只是發(fā)展與蘇聯(lián)東歐國家的貿易關系，而是發(fā)展與一切國家的貿易關系。“內外交流”是中國共產黨“四面八方”政策設計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共同綱領》規(guī)定的一項基本國策。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首次出訪蘇聯(lián)期間，一再提示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注意從全局的觀點出發(fā)，統(tǒng)籌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各國貿易關系。即便是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達數十年的封鎖禁運，新中國領導人也一直沒有放棄千方百計拓寬外貿渠道、積極爭取與西方國家恢復和發(fā)展貿易關系的努力。當然，既然是貿易就要體現互利互惠的精神，不應是一廂情愿的。面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敵視態(tài)度，新中國領導人很早就亮明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自己國家的態(tài)度和決心。1949年12月22日，周恩來擲地有聲地指出：“國家建設是以國內力量為主還是以國外援助為主?我們的回答是以國內力量為主，即自力更生為主，……現在同帝國主義國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條件下做買賣，對此我們不拒絕，也不強求。要打破依賴帝國主義的觀念。”

　　中國共產黨同時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沒有對外貿易的統(tǒng)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對內的節(jié)制資本和對外的統(tǒng)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斗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所謂對外的統(tǒng)制貿易，不是要閉關鎖國，相反，恰恰是基于現實的國情約束力圖將對外貿易的作用充分發(fā)揮出來，將極為有限的外匯用于引進國家建設急需的各種物資設備，建立起本國的工業(yè)體系，為人民共和國的鞏固與發(fā)展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所以要獎勵輸出，限制輸入。

(二)統(tǒng)制對外貿易的主要措施

　　關于統(tǒng)制對外貿易的具體政策，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國外貿易司司長林海云1951年11月11日在一個會議上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說：保護政策主要是在對外貿易的管制政策下保護國內工業(yè)生產。在進口方面，凡妨礙國內工業(yè)生產的物品不許進口，過去國民黨時代玻璃品是大量輸入的，現在我們不許此類物品進口，其他民用品進口數字僅占一小部分，一方面是為了保護國內工業(yè)，一方面是為了穩(wěn)定國內物價。出口方面也是如此，在保護并發(fā)展國內工農業(yè)的生產條件下組織出口，有些積極鼓勵出口的免征出口稅，有些已經超過國際市場需要量的為保證出口利潤并適當制止生產量而征收出口稅。此外為保護生產，對不同的銷售對象及不同物資也有不同政策。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國外貿易司是新中國起初主管對外貿易的政府部門，1952年撤銷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分別成立專管國內貿易的商業(yè)部和主管國外貿易的對外貿易部，由對外貿易部對全國的對外貿易實行集中領導和統(tǒng)一管理。

　　當時，對進出口各種貨物的管理，分別采取了準許、特許、統(tǒng)銷、統(tǒng)購及禁止五類管制辦法；對進出口的管理，則采取了許可證制度。各種準許進出口或禁止進出口貨物的分類，則完全根據國內生產與消費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在此基礎上，配合以相應的海關和稅收管理制度、金融和外匯管理制度，以及商品的檢驗檢疫制度等。如以上海為例，早在1949年6月，華東區(qū)對外貿易管理局就公布了《對外貿易管理暫行辦法》,實行新的進出口稅制。同時頒布私營進出口企業(yè)登記管理辦法，實行進出口許可證制度，管理外匯，以及實施保護生產的關稅政策和海關貨運監(jiān)管、查禁走私、對進出口商品的質量進行檢查和管理等一系列法令和規(guī)章。上海市軍管會貿易處公告通知外國進出口商進行登記，凡經營進出口業(yè)務的本國和外國商人，都必須申請領取進出口貿易營業(yè)執(zhí)照，經核準后方可繼續(xù)經營。人民政府按國計民生需要規(guī)定“準許”和“限制”“禁止”的進出口物資，并規(guī)定不同的稅率。凡屬恢復和發(fā)展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生產建設器材物資，均準進口；對國內已能生產而在數量和質量上還不能滿足需要的原材料或設備，按具體情況適當限制進口或準許部分進口；禁止一切奢侈品進口；對屬國內生產需要的重要、緊缺的原材料或成品，分別規(guī)定不準出口或限制出口。重要的進出口物資，由國家統(tǒng)購統(tǒng)銷。外匯在國家管理下，由國家銀行經營，除國家指定的少數外商銀行外，任何團體、企業(yè)和個人不準經營外匯業(yè)務，堅決取締和嚴禁各種外幣投機活動。上海商品檢驗局建立起獨立自主的進出口商品檢驗管理制度，統(tǒng)一辦理對外貿易公證及商品鑒定業(yè)務，并于1951年7月公告規(guī)定中外私營公證行一律停業(yè)，取締了過去外國公證行對進出口商品衡量、鑒定、公證的把持。這樣，通過執(zhí)行國家統(tǒng)制對外貿易的政策，結束了外國資本在上海操縱和壟斷進出口業(yè)的歷史，保障了民族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為開創(chuàng)自主的、平等互利的對外貿易奠定了基礎。

(三)經營政策和外貿方針的適時調整

　　在國家統(tǒng)制為主的對外貿易事業(yè)中，人民政府通過接管改造原國民黨政府的對外經貿機構和新成立一批國營專業(yè)外貿公司，使得國營企業(yè)已經在整個外貿體系中確立了主導地位。但是鑒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特殊的國內外環(huán)境，人民政府在“獨立自主，集中統(tǒng)一”的外貿總原則下，采取國家和私人互相補充、公私兼營的外貿方式，給私商留下了一定的發(fā)展空間。私商尤其在與資本主義國家開展進出口業(yè)務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鑒于一些西方國家繼續(xù)保持著對華貿易關系，人民政府還積極引導各地的在華外資貿易企業(yè)，利用其資金和渠道大力開展對外貿易。在華外資銀行成為人民政府批準的外匯指定銀行，也在客觀上成為新中國對外貿易匯兌中的橋梁。1950年間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達到27.6億元，占進出口額的66.5%。當然這一形勢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發(fā)生了深刻變化。

　　實際上，自1949年11月美國等14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巴黎成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封鎖”的組織——“巴黎統(tǒng)籌委員會”以后，美國就帶頭對華采取貿易敵對政策。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更是逐月升級，直至該年底全面對華封鎖禁運和凍結外匯。中國政府被迫采取對等措施加以應對，力求避免和減少經濟損失，并對外貿方針作出調整。1950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在全國對外貿易管理會議上指出：“在對外貿易的基本問題，是如何逐步地把半殖民地的貿易改變?yōu)楠毩⒆灾髻Q易。我們過去的出口貨，是迎合資本主義國家的需要而生產的；過去的進口貨，則是迎合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要求的，在來源上又是完全依賴它的。因此，改變的辦法，要從根本上來改變，首先是在可能范圍內做到國內自足自給，同時要改組我們出口的生產品，使其能滿足蘇聯(lián)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之需要，同樣的對于我們的進口品亦要求他們適合我們的要求，并逐漸做到滿足我們的需要。”可見，面對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打壓，新中國的對外貿易更加強調獨立自主，更加強調“滿足蘇聯(lián)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之需要”。到1951年1月，葉季壯講得就更明確了：“首先要做到‘擴大內銷',進一步要擴大與蘇聯(lián)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貿易；通過各有關國家，按照彼此需要，酌量改造生產，使生產逐漸適合于和平民主陣營國家的需要，以達到民主陣營能完全自給自足的目標。這是最基本的對外貿易方針”。在這一背景下，新中國以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為對象的對外貿易得到迅速發(fā)展，以中蘇貿易為例，1950年中國與蘇聯(lián)的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僅為26%,1951年上升到61%,1953年更上升到70%。與此同時，新中國大力發(fā)展同亞非國家、地區(qū)的貿易關系，從1951年起，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亞非國家所占的比重已超過了西方國家。

即便如此，如前所述，新中國也一直沒有放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fā)展貿易關系的努力。1952年至1954年，新中國通過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和日內瓦外長會議兩次重大的國際活動，在對西方國家的貿易關系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朝鮮停戰(zhàn)后，周恩來在接見外國代表團來訪時反復強調發(fā)展雙邊貿易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新中國還注意積極發(fā)揮私商的作用，組建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大力拓展民間貿易。至1952年底，與中國簽訂貿易協(xié)定、協(xié)議合同的有英國、日本、法國、智利、聯(lián)邦德國等13個國家，總值達2億美元以上。1955年，中國對西歐國家的貿易額比1952年增長了3倍，其中對英國、法國、聯(lián)邦德國、瑞士的貿易額增長幅度尤為顯著。與這樣的形勢發(fā)展相適應，新中國在對外貿易發(fā)展方針的表述上也有了新的變化。1952年7月12日，葉季壯表示：我們總的方針是在服從將要到來的大規(guī)模的長期經濟建設的要求下發(fā)展對外貿易。“對蘇聯(lián)與新民主主義國家貿易是在國際主義精神下，互相幫助，互相滿足要求的。我們的主要物資，必須首先滿足蘇聯(lián)的要求，其次是滿足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要求。對資本主義國家，則是斗爭和爭取并進，以突破封鎖禁運開展貿易。這樣做，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是有利的。” 

四、暫時不動香港、澳門的戰(zhàn)略決策

　　新中國反封鎖反禁運能夠獲得成功，還由于手里握著香港這張牌。

　　香港和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鴉片戰(zhàn)爭后分別受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統(tǒng)治。對于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并沒有急于解決，而是采取了堅持主權、暫時不動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充分發(fā)揮香港、澳門的“橋梁”和“窗口”作用，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一抉擇可能是受了抗日戰(zhàn)爭期間香港發(fā)揮的獨特作用的啟發(fā)，因而早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前就是明確了的。1949年2月毛澤東在同米高揚談話時就講道：不必急于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fā)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這也當然遂了英國的愿望，英國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國家，香港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此也為新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包圍圈中打入了一個楔子。新中國成立后，香港與內地的雙邊貿易額顯著增長。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實施的封鎖禁運日益升級，香港的轉口貿易地位愈加凸顯，通過香港，內地不僅得到了部分工業(yè)設備、緊缺物資和戰(zhàn)略物資，而且得到了大量急需的外匯。

　　對新中國成立后暫時不動香港、澳門的戰(zhàn)略決策，周恩來有一個詳盡的闡釋。1951年春，周恩來在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談話時指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來作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從長期的全球戰(zhàn)略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xié)，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斗爭。1954年8月，周恩來又指出：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要收回的，但收回主權要等待時機，時機不成熟，“我們不要去談”。后來他又幾次講道：“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lián)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1960年，中共中央在總結過去十年對港澳工作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國內有學者指出：“從50年代初直到60年代，我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政策是明確和一貫的，其中包括如下基本要點：第一，在條件未成熟時，維持原狀不變，不急于收回香港；第二，香港不同于大陸，要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第三，充分利用香港，作為我國同國外進行經濟聯(lián)系的基地，使其起到’窗口‘、’橋梁‘作用，吸引外資，爭取外匯；第四，要與香港長期合作，維護香港穩(wěn)定，團結廣大港人。事實已經證明，這一明智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以上就是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涉外經濟領域思想和實踐的一個簡單總結，從中不難看出，堅持原則而又不失靈活，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初期處理對外經濟關系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個重要特色。周恩來曾評價毛澤東“是最能堅持原則又最能靈活運用的領袖”,從新中國初期涉外經濟領域的思想和實踐來看，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tǒng)一已經是全黨工作方式的一大特色。確實，原則性是由事業(yè)的方向、目標決定的，靈活性是由事業(yè)的復雜性、艱巨性和曲折性決定的，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才能確保原則性要求得以有效貫徹，使大目標得以實現。我們黨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處理，都十分有效地把握了這一點。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