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指出：“方針正確，組織路線要跟上”。“領導班子問題，是關系到黨的路線能不能貫徹執(zhí)行的問題。”易言之，黨的政治路線確立以后，組織路線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領導班子建設在其中又起到核心作用。“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結束后，經過“揭批查”運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等，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正軌。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正了航向，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主義建設逐步走上了健康發(fā)展的軌道。但鑒于“文革”期間不少“三種人”混入了干部隊伍，嚴重影響了各級領導班子的純潔。加上各級領導班子普遍存在年齡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等狀況，領導班子建設便成為黨的組織建設的重中之重。不過，要改變領導班子的現狀，非一日之功，需持續(xù)用力。經過幾次較大的調整，至 1989 年，“各級領導班子人數偏多、年齡偏大、文化偏低的狀況，有了根本改變，基本上實現了新老交替的正常化”，“大多數領導班子基本形成梯次年齡結構”。

　　1976—1982 年黨政領導班子的整頓與“三位一體”的調整，是這一時期整個領導班子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整頓和調整，雖然沒有徹底改變各級領導班子“青黃不接”的狀況，但為 1982—1984 年黨政機構改革中領導班子的大幅度調整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關于 1976—1982 年領導班子建設的研究，理應引起學界的重視。目前，學界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進展，但大都是在各自的研究主題中有所涉及，不夠系統。本文擬對這一時期黨政領導班子建設的過程進行專門梳理，探討其歷史意義，以求教于方家。

一、1976—1978 年各級黨政領導班子的純潔與整頓

　　“文革”結束后，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成為一項非常急迫的任務。在清查的過程中，一批“三種人”從各級黨政領導班子中被清理了出來，同時，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或靠邊站的老干部陸續(xù)復出，進入了各級黨政領導班子。

　?。ㄒ唬┣宀?ldquo;四人幫”幫派體系，調整配備領導班子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雖被一舉粉碎，但其幫派勢力依然存在于全國許多部門和地區(qū)，有的還掌握著相當的權力。這就需要徹底摧毀“四人幫”的殘余勢力。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黨內外一切職務;派中央工作組赴上海，改組上海市領導班子。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了新的上海市委書記。1977 年 1 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革委會)進行改組，任命新的市委常務委員會，增加任命新的市革委會副主任，并對“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立案審查。

　　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中央逐步調整和加強各級領導班子。1977 年初，中共中央調整配齊 29 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從這年 1 月起，中共中央陸續(xù)對受“四人幫”影響較深、問題較多的云南、遼寧、甘肅、安徽等省和鄭州、蘭州鐵路局等部門的領導班子加以改組，先后調整和加強了 10 多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黨委的領導班子，對一些黨政軍重要領導機構及主要負責人也進行了調整。

　?。ǘ┱匍_各級黨的代表大會，不斷充實加強黨的各級領導班子

　　1977 年 8 月 12—18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大會選出中央委員 201 名、候補中央委員 132 名，組成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在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十屆中央委員更換了 79 名，占總數的 46%，新當選的中央委員 97 名，占總數的 48%。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許多重新恢復工作的原中央及地方黨政軍各部門主要負責人被選入中央領導機構。

　　根據中共十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從 1977 年 10 月開始，各省、市、自治區(qū)相繼召開了新一屆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黨委。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及人民團體中，陸續(xù)恢復建立了黨委或黨組。各地也根據中共中央在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中設立黨組的有關規(guī)定，建立了黨的領導機構。例如，中共北京市委決定市屬各局或相當局一級的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黨委或黨的領導小組均改建為黨組。

　　中共十一大強調：“‘四人幫’招降納叛，結幫營私，使一些領導班子嚴重不純。對這些領導班子，從組織上加以整頓和清理，是完全必要的。”整頓和清理黨的領導班子的工作，除因上海情況復雜于 1976 年底先行開展外，其他地區(qū)整體上從 1977 年1 月開始。到 1978 年底，在“文革”結束后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中共中央調整和充實了中央機關和省、市、自治區(qū)的領導班子。“在 1978 年中，中共中央調整 125 個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的工作部門和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黨委領導班子，其中調整面較大的有 14 個省、直轄市和 23 個部、委、總局”。

　　在這一過程中，大批老干部重新受到重用，與“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得到清查。黨的各級領導班子的純潔性大大提高，為調整好各級政府領導班子打下了基礎。

　?。ㄈ┱匍_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改組省級革委會領導班子

　　在“揭批查”運動中，“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在國家政權中的流毒和影響同樣亟需清理。為此，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提前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前，先要召開各省、市、自治區(qū)新的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選好省、市、自治區(qū)的革命委員會，選好五屆人大的代表，這是開好五屆人大的組織保證”。

　　從 1977 年 11 月至 1978 年 2 月，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qū)紛紛召開了新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改選了省級革委會。新組成的省級革委會，副主任以上領導成員共有 380 人。這次人事上的變動有以下四個特點：一是“省級革委會成立之初，原有的

　　215 名副主任以上領導成員，仍留任者僅有 30 人(含升調、被解放復職者)，占現有總數的 7.9%，其余皆被排除于革委會之外”。二是“改組后的省級革委會領導成員，絕大多數為新選任者”。“在 380 名領導成員中，新任者達 203 人，占總數的 53.4%，其他原任的 177 人中，粉碎‘四人幫’后任職者有 55 人，粉碎‘四人幫’之前為領導成員而仍留任者為 122 人，占總數的 32.1%”。三是“29 名革委會主任中，剛剛恢復工作的干部有 15 名，而在 351 名副主任中(含第一、第二副主任)中，重新任命的老干部即有 148 人，占副主任總數的 42.1%”。四是“新的省級革委會領導成員中，經黨的十一大選為中央委員者有 74 人，選為候補中央委員者有 20 人，共計 94 人”。

　　經過嚴格改選，“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人民代表大會，把工人、農民、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群眾公認的確有貢獻的優(yōu)秀分子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選進了新的革命委員會”。這次改選后不久，部分省級革委會的班子又進行了調整。如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林乎加改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胡昭衡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賈庭三等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同時，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要求，1978 年內，“全國的省轄市、自治州、縣和公社，都要分別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選好新的革委會”。

　　鄧小平對領導班子的整頓高度重視，1977 年 12 月 28 日，他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調配領導班子時，那些參與‘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人，當然不能讓他們進來。那些風派、溜派以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錯誤嚴重而又態(tài)度很壞的人，那些有問題沒有查清的人，也不能讓他們進領導班子。還有些人也不能進領導班子或者不能重用，例如，搞法西斯專政、稱王稱霸的;搞打砸搶的(當然不一定是大干部，‘四人幫’用了那么一些‘小螃蟹’，專門搞打砸搶，還搞特務活動，安‘釘子’);投機鉆營、招搖撞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動的;玩弄權術，專門整人的;耍小聰明，搞小動作，不老老實實的;革命意志嚴重衰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等等。就是說，我們配備各級領導班子，特別是配備一、二把手的時候，只注意同‘四人幫’陰謀活動有沒有牽連的問題還不夠。還有另外一種人， 同‘四人幫’沒有什么牽連，或者有點牽連也并不大，但是政治品質不好，思想體系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其中有些人干了很多壞事，民憤很大，實際上是壞分子。這種人不僅不能進領導班子，也不能留在軍隊”。同時，他用了四個“要”概述了今后配備領導班子時選用人才的標準，即“要選那些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斗爭中經得起考驗的人;要選那些黨性強，能團結人，不信邪的人;要選那些艱苦樸素， 實事求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作風正派的人;要選那些努力工作，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有魄力，有實際經驗，能夠辦事的人”。1978 年 9 月 17 日，鄧小平在接見沈陽軍區(qū)機關及沈陽軍區(qū)師以上干部時指出：“通過運動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風搞好”，“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質，注意思想，寧肯笨點，樸實一點，不要只看他會說會寫”。

　　1976—1978 年各級領導班子的調整，為黨的正確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確立提供了組織前提，進而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繼續(xù)深入調整各級領導班子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1978—1980 年領導班子調整與“三位一體”任務的提出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問題突出地擺在全黨面前。在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葉劍英指出：“我們要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要有好的領導班子”。鑒于“文革”期間從中共中央政治局、省、地、縣以至基層的絕大多數地方各級黨委遭到破壞的教訓極其慘痛，他強調：這就“從反面告訴我們，一定要充分重視選好領導班子，決不能掉以輕心”。鄧小平一貫認為：“把班子配好，其他問題就好辦。這是個方針”。1979 年 7 月 21 日，鄧小平指出：“組織路線，有黨規(guī)黨法問題，有組織紀律問題，但現在最迫切的是班子問題，是找接班人的問題。”但大部分領導班子在調整的過程中仍需綜合施策，中共中央對此提出了 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

　　（一）領導班子持續(xù)調整過程中面臨的兩大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平反冤假錯案的力度明顯加大，大量老干部復出，并被安排到相應的工作崗位。一些在“文革”中犯有錯誤的人被調整出來。與此同時，一批中青年干部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但力度有限。

　　首先，把大量復出老干部安排進入各級領導班子，是“文革”結束后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段歷史時期領導班子建設的一項重大舉措。1978 年 2 月，鄧小平明確指出：“關于領導班子問題，總的政策是，過去‘四人幫’要打倒的一批老家伙，現在還得請他們回來。”中共中央組織部(以下簡稱中央組織部)從 1978 年開始到 1980 年底，“先后對 453 名副省長、副部長以上干部的結論進行了復查和審理”，“經過落實政策，這些同志中身體好、能工作的都走上了領導崗位”。“原中央、國家機關司局長以下待分配的六千多名干部，絕大多數已經安排了工作”。從粉碎“四人幫”到 1980 年 3 月底，全國地縣兩級有 2090 名老干部重新分配了工作。

　　其次，一些在“文革”中犯有錯誤的人被調出了領導班子。這是“文革”結束后中央一再強調的重點工作之一，因此這項工作的力度很大。就地縣兩級而言，從粉碎“四人幫”后到 1980 年 3 月底，在原有 30985 名地縣兩級常委中，清除了林彪、“四人幫”的幫派人物和打砸搶分子 744 人;對犯有錯誤的干部撤職的 491 人，免職的 2175 人;共計 3410 人，占 11%。

　　最后，一批中青年干部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這項工作在“文革”結束后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從粉碎“四人幫”后到 1980 年 3 月底，7253 名中青年干部被提拔為地縣委常委。

　　在領導班子調整的過程中面臨著兩大突出問題。一是大批復出的老干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加上干部年齡的自然增長，致使各級領導班子年齡普遍偏高。1976— 1980 年，省級黨委班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 55.33 歲、56.80 歲、58.33 歲、59.79 歲、61.35 歲;地級黨委班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 50.10 歲、51.47 歲、52.95 歲、54.46 歲、55.06 歲;縣級黨委班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 44.48 歲、45.39 歲、46.59 歲、48.08 歲、48.55 歲。從年齡結構上看，1980 年，省級黨委班子中 60 歲以上的有 334 人，占比為 65.62%;地級黨委班子中 60 歲以上的有 865 人，占比為 18.66%;縣級黨委領導班子中 60 歲以上的有 712 人，占比為 2.79%。二是各級領導班子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難以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1980 年，省、地、縣三級黨委班子中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的分別有 248 人、3479 人、20310 人，占比分別為 48.72%、75.04%、79.56%，而具有高等學校學歷的分別有 79 人、186 人、834 人，占比分別為15.52%、4.01%、3.27%。

　　解決上述兩大問題的關鍵在于選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中央領導同志對此高度重視。1980 年 2 月 24 日，陳云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指出：“現在從中央到縣委，大部分人頭發(fā)都已經白了。”“現在我們主動地來選擇人才，還有時間，再等下去，將來就沒有時間了。”4 月 17 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恩里科·貝林格為團長的意大利共產黨中央代表團，在談到干部問題時指出：“我們黨現在存在著干部老化問題，要使我們的干部年輕化。搞現代化沒有專業(yè)知識不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困難是人的問題，是知識缺乏的問題。”

　?。ǘ┻m時提出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

　　1980 年 5 月 14—27 日，中央組織部在北京專門召開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座談會。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組織部長，中央黨政軍組織部門負責人參加了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指出，搞“四化”建設“最大的困難是領導班子不夠理想”。理想的領導班子“基本的條件是，班子里的成員是堅決執(zhí)行黨的路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yè)知識和組織領導能力的，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盡管此時尚未形成干部“四化”表達，但這一基本條件實際上就是按照干部“四化”的目標來調整領導班子。同時，他還提出了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

　　會后，中央組織部編的《組工通訊》根據會議精神，專門刊文《調整領導班子要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對“三位一體”的任務做出進一步闡釋：要改變領導班子不理想的狀況，使之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出路有三條：一是“大膽放手地精心選拔一大批忠實執(zhí)行黨的路線的、有專業(yè)知識和領導才能的、年富力強的優(yōu)秀干部，充實到各級各方面的領導班子中來”。二是“認真負責地妥善安排一大批對黨和人民有貢獻的年老體弱的同志，退到第二、三線去，使這些難以堅持正常工作或喪失了工作能力的同志，既延年益壽，又可在適合目前健康狀況的崗位上，謀劃長治久安之策，搞好對年輕干部的傳幫帶”。三是“正確地解決相當一個數量的、經過三年多考驗證明難以勝任現職的同志的問題，把他們安排到適合的工作崗位上去，并且誠心幫助他們繼續(xù)進步”。“這三條，是當前調整領導班子工作的三位一體的任務，其中，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是第一位的、也是最緊迫的，但后兩條也是缺一不可的”。為保證“三位一體”任務有計劃有步驟地付諸實現，各級各部門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兩年左右的調整領導班子規(guī)劃。

三、1980—1982 年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任務的實施

　　重大工作任務的落實需要具體的規(guī)劃、布置，同時需要各地各部門及時推進實施。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提出后，受到全黨的高度重視。這一重大工作任務的落實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進行。

　?。ㄒ唬┱匍_座談會，制定領導班子調整規(guī)劃

　　1979 年 9 月 5 日至 10 月 7 日，經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在北京召開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主要圍繞領導班子建設，選拔培養(yǎng)接班人，改革干部制度，加強黨員、干部教育，搞好黨風以及落實干部政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會后，中央組織部印發(fā)了《關于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的幾點意見》(以下簡稱《領導班子建設意見》)等一系列文件。1980 年 5 月 18—19 日，中央組織部召開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談會，要求必須加快選拔年富力強干部的進度。6 月 25 日，中央組織部印發(fā)《關于抓緊做好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上述這兩個文件提出了領導班子建設和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的目標要求與工作部署。

　　《領導班子建設意見》明確指出，在新的任務面前，各級領導班子還存在著不相適應的六大突出問題，同時提出：“要在三年或稍長一點時間，努力把各級領導班子調整好，建設好，使之成為能夠堅決貫徹執(zhí)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密切聯系群眾，勤奮學習，熟悉和精通業(yè)務，善于管理，團結一致搞四化的堅強有力的工作班子。”

　　在選人用人的標準上，《領導班子建設意見》特別強調三條：“一是堅決擁護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二是大公無私，嚴守法紀，堅持黨性，根絕派性;三是有強烈的革命事業(yè)心和政治責任心，有勝任本職工作的業(yè)務能力”。在領導班子職數配備上，《領導班子建設意見》提出：“要把各級領導班子配成政治上、業(yè)務上強有力的精干的工作班子。班子配備人數不宜多，要在三年或稍長一點時間，逐步地、有計劃地做到”，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常委一般 7—13 人，正副書記的人數不應超過常委人數的一半。地、縣黨委常委一般 7—11 人。正副省長、正副專員、正副縣長一般 5—7 人。“地處高原和邊疆的西藏、新疆、青海及其他多民族聚居地區(qū)，各級領導班子的人數，可略高于上述規(guī)定的人數。”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一般 7—13 人，正副局長 3—5 人，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一般 9—15 人。國務院直屬局、總局黨組成員一般 7—11 人，正副局長 5—7 人。“企業(yè)、事業(yè)單位領導班子的人數，由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和國務院各部委，根據上述精神和具體情況做出規(guī)定”。在干部年輕化問題上，《領導班子建設意見》對領導班子中的中青年干部職數提出了具體要求，強調要加強后備干部隊伍建設，特別指出：“大膽提拔使用中年干部，大力培養(yǎng)選拔青年干部，解決好接班人問題，是黨的組織路線方面的一項重大戰(zhàn)略任務。從目前各級領導干部青黃不接的嚴重情況看，這又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在老干部的安排問題上，《領導班子建設意見》提出了在發(fā)揮老干部骨干帶頭作用的同時把身體難以適應繁重工作的老干部安排榮譽職務、擔任顧問的戰(zhàn)略考慮。

　　《領導班子建設意見》對領導班子建設做出三年整體規(guī)劃和部署，而《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則對選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做出專門規(guī)劃和部署。1980 年 6 月 25 日，中央組織部在印發(fā)《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時強調：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是關系到全局的大事，領導班子調整不好，四化建設必然受到嚴重阻礙”。由此可見，選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在領導班子建設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選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的規(guī)劃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提出：一是“各級領導班子成員都要具有自己所分管的工作的專業(yè)知識和專業(yè)能力，逐步成為內行”。1982 年以前，各級黨委都要大膽提拔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專業(yè)干部參加領導班子。二是 1982 年以前，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常委和中央、國家機關正副部長的平均年齡逐步降到 50—60 歲;地(市)州委常委的平均年齡逐步降到 50 歲左右;縣委常委的平均年齡逐步降到 45 歲以下。三是“各級黨委、政府、職能部門，企事業(yè)單位都必須選拔一批人、一層人。為此，要把干部后備名單的制度建立和健全起來”。除了 1979 年已挑選的后備干部外，1980 年再從 50 歲以下，大專、中專、高中畢業(yè)或具有同等程度的優(yōu)秀干部中，選拔一批可進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政府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領導班子的對象。省、市、自治區(qū)各選出 4—8 名，中央、國家機關的部委各選出 1—3 名。省委要掌握 200—300 名 45 歲以下，準備擔任地、市和企事業(yè)單位領導干部的后備名單;地、市委要掌握 100—200 名 40 歲以下，準備擔任縣、市和企事業(yè)單位領導干部的后備名單。同時，《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提出“各級領導班子要力求精干，不宜人數過多”，“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要盡量減少領導干部交叉兼職”。在選拔中青年干部的標準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再次強調了《領導班子建設意見》提到的三條標準。在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的方式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提出了有計劃加強在職干部培訓和脫產輪訓，積極舉辦各種業(yè)余的文化、專業(yè)、技術學校，把中青年干部送到黨校、高等院校干訓班、各種專業(yè)干部學校脫產學習，從高校挑選一定數量的政治品德好、作風正派、學習成績優(yōu)良、身體健康、有培養(yǎng)前途的應屆大學畢業(yè)生到基層鍛煉等多種途徑。在發(fā)揮老干部的傳幫帶作用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指出，老干部要把培養(yǎng)選拔接班人當作第一位的任務。“為了發(fā)揮老干部的傳幫帶作用，可以先把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提拔進領導班子，年老體弱的干部逐步退出”。“對退居第二、三線的老干部，要繼續(xù)發(fā)揮他們的傳幫帶作用，政治上要充分尊重，生活上要妥善照顧”。在選拔中青年干部程序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見》指出：“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充分走群眾路線?？梢圆扇∪罕娡扑]、領導審查的方式進行選拔。無論組織和個人推薦的干部，都必須經過組織部門認真負責的考察，報黨委集體討論決定”。這兩個文件對按照“三位一體”的任務做好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建設提供了重要工作遵循。

　?。ǘ┚唧w布置，推動領導班子調整工作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關于選拔接班人的問題，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都要制定出 1980—1982 年的規(guī)劃，提出領導班子逐步年輕化、專業(yè)化和精干的要求，制定達到這些要求的主要措施。

　　中央組織部召開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座談會之后，各地區(qū)、各單位紛紛開會部署。例如，1980 年 6 月，中共山東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專門研究選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并要求各地市抓緊做好選拔中青年干部工作的三年規(guī)劃。根據這一要求，山東各級黨委相繼制定選拔中青年干部的三年規(guī)劃。7 月，中共四川省委召開全省地、市、州委第一書記、省級各大口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傳達貫徹中央組織部關于按照“三位一體”調整領導班子的精神，省委書記許夢俠出席會議并做了報告。1980 年，中共營口市委根據中央調整領導班子的精神，制定《關于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的三年規(guī)劃》。同年，中共上海第三鋼鐵廠黨委制定了《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三年規(guī)劃》。

　　自 1980 年 5 月后，全國各地黨組織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一體”要求積極進行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部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例如，截至 1981 年 7 月，山東省縣以上領導機關和部分廠礦、企業(yè)、高等院校等單位，“共提拔了縣級以上領導干部 2420 多名，其中地市委副書記、常委、副專員、副市長和省直部委辦局負責人 183 名。全省 132 個縣(市、區(qū))，1980 年召開黨代會的有 127 個。這些縣結合召開黨代會，按照‘三位一體’的精神，加強了縣委領導班子的建設。有 319 名年輕干部擔任了縣、市委的常委或正、副書記。通過充實調整，縣委常委平均職數由 13.1 職降到 9.8 職，平均年齡由 49.4 歲降到 46 歲，具有大中專和高中文化程度的由原來的 15.1% 提高到 28.4%”。1981 年 8 月上旬，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召開了全省選拔優(yōu)秀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借以繼續(xù)推動這一工作。這次會議進一步深入學習了中央領導的有關講話，對一年來培養(yǎng)選拔優(yōu)秀年輕干部工作進行了回顧和總結，交流了經驗，研究了下一步的任務和措施。之后，山東省各級黨委遵照“三位一體”的要求，把嚴格選拔出的優(yōu)秀年輕干部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到 1982 年9 月，“全省地市、廳局級干部和縣、處級干部的知識化結構發(fā)生明顯變化，兩級干部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別為 29.6% 和 29%。使全省各級領導班子不斷向干部‘四化’目標邁進”。

　　又如，四川省領導班子通過調整也得到很大改善。至 1982 年 2 月，“全省新提拔了 5225 名中青年干部進入縣級以上領導班子。調整了不宜擔任現職領導工作的干部90 名。安排了 2645 名年老體弱的老干部離休和當顧問、研究員、視察員。全省地縣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有所下降。18 個地、市、州委常委中，平均在 50 歲左右的年輕化班子有 11 個?？h(市、區(qū))政府領導班子中，平均年齡在 45 歲以下的年輕化班子有 103 個。領導班子的知識化、專業(yè)化的程度有一定提高。地、市、州委正副書記、常委和正副專員(市、州長)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的比例由 1979 年的 21.9% 上升到現在的 28.6%?？h委正副書記、正副縣長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的比例由 1979 年的 20.3% 上升到 38.5%”。

　　經過“三位一體”的調整工作，不少地方和單位領導班子結構發(fā)生了較為明顯變化。但就整體狀況來說，各級領導班子年齡仍然老化嚴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1981 年，省級黨委班子的平均年齡為 62.26 歲，擁有高等學校學歷的占比為 17.83%，擁有初中以下學歷的占比為 44.14%;1982 年，地、縣兩級黨委班子平均年齡分別為55.57 歲、49.18 歲;擁有高等學校學歷的占比分別為 4.84%、6.83%，擁有初中以下學歷的占比為 69.23%、71.33%。黨政機構改革前，電力工業(yè)部、水利部、商業(yè)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糧食部、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化學工業(yè)部、煤炭工業(yè)部、紡織工業(yè)部 12 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 117 人，正、副司局長 617 人;部級領導的平均年齡 64 歲，司、局級干部的平均年齡 59 歲;大學文化程度的在部級領導班子中的占比為 31%，在司、局級領導班子中的占比為 32%。

　?。ㄈ┎扇《喾N措施，選拔培養(yǎng)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

　　不容忽視的是，中青年干部進入領導班子的狀況直接影響著黨政領導班子建設。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掌握了一批后備干部的名單，選拔了一批優(yōu)秀年輕干部，但選拔培養(yǎng)的力度需要加強。1982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指出：“近兩三年來，全國雖有數萬名 55 歲以下的中青年干部進入縣級以上領導班子，但按照各級應具有不同的年齡結構的要求來看，其中有半數以上的人年齡偏大;同時，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超過總數的 40%。”“當前，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起用一代新人的工作，仍面臨著不小的阻力和困難。”不過，此期間探索出的多種選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的措施，為之后領導班子的順利調整起到了奠基作用。

　　第一，設立中青年干部管理機構。大規(guī)模地選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必然需要專門推動這項工作的組織機構。1981 年 7 月 2 日，陳云在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黨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這個機構十分重要。各級組織部門里，中央也好，省區(qū)市也好，地縣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機構。”鄧小平在會上回應道：“陳云同志講的有一條，組織部要專門設一個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機構。這是很重要的。”在中央的推動下，各級地方、國家機關等黨委組織部門下轄的青年干部管理機構相繼設立起來，在遴選中青年干部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建立干部離休退休制度。大批老干部復出，重新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短時間內不可能全退下來。為了改善各級領導班子的年齡結構，一度設想采用“先進后出”或設置顧問的辦法來解決中青年干部進領導班子不易的難題，但效果并不理想。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認為，“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只靠顧問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1981 年 6 月 8 日，陳云召集中央組織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有關負責人，就提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問題和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進行座談，并主持起草了《關于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都o要》明確指出：“干部必須實行離休退休制度，這是根本辦法。當顧問或成立顧問委員會，只能解決少數人的問題，多數人只能離休退休。”這份《紀要》和陳云撰寫的《提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一文在 6 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印發(fā)給參會人員，“會后，部分與會人員留下來，參加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提拔培養(yǎng)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離休退休工作的問題”。1982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這就為老干部離休退休進而為中青年干部進入領導班子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第三，提倡群眾推薦與組織考核相結合的選拔方式。以往選拔中青年干部的方式主要采取組織部門、干部部門及主要領導推薦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存在選人渠道不寬、視域受限等不足，難以適應大量選拔中青年干部的要求。1980 年 3 月，鄧小平對此指出：“我們發(fā)現干部、了解干部的渠道太窄，不是開闊眼界，多方面地去了解，還是走老路。”1980 年 6 月初至 8 月初，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曾志率 15 人調查組到西安、成都、重慶、武漢等地 19 個工廠企事業(yè)單位，試用民意調查的辦法，推薦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推動“三位一體”調整領導班子的工作。截至 10 月中旬，19 個單位根據群眾推薦、組織考察、上級批準，已經提拔或正在審批、準備提拔到廠和公司兩級領導崗位的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有 41 名。調查組還根據“到各地直屬和地方企業(yè)了解到的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和科技干部的情況，幾經篩選，基本上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四個原則選拔了二百來名較高級的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同時，調查組把這200 多人的簡歷造冊，每人另附一份優(yōu)秀事跡表現材料，經中央組織部審閱后，報中央書記處領導審核選拔。這種群眾推薦與組織考核相結合的方式，在隨后的中青年干部選拔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充分發(fā)揮干部教育的作用。選派中青年干部進入干部教育培訓學校進行系統的知識教育，是提高其政治素質、文化水平和專業(yè)能力的重要方式，因而備受重視。經中共中央批準，1980—1982 年，由中央組織部“在中央黨校直接承辦了兩期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學員在全國范圍內遴選，第一期 55 人，第二期 143 人。后來他們中間的許多同志擔任了部委、省市的主要負責人，有的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各地各部委也仿照這種做法，培訓了一大批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其中不少學員后來進入了省、地領導班子。

四、各級黨政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工作的影響

　　1976—1982 年各級黨政領導班子整頓與“三位一體”的調整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并為之后領導班子“四化”建設奠定了基礎。

　　一是改變了原來的選人用人觀念，為接下來領導班子建設提供了思想基礎。思想導引行動。調整、建設好各級領導班子，轉變思想是關鍵。陳云曾說：“自從中央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工作的問題以后”，“對這件事雖然做了若干工作，但總的來說，因為認識不一致，收效不大”。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一方面，鄧小平、陳云等中央領導人呼吁全黨高度重視解決這一戰(zhàn)略問題，引導著全黨思想的轉變。另一方面，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的實踐也推動了全黨思想的轉變。在 1985 年2—7 月中央組織部青年干部局組織的一次地(局)縣(處)兩級領導班子“四化”建設進程抽樣調查中發(fā)現，經過這一階段領導班子調整的實踐，很多地方和單位“新的用人觀念逐步形成，對大批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盡快解決‘青黃不接’問題的緊迫性，認識不斷提高，為機構改革、調整領導班子做了一定的思想準備”。

　　二是堅持把準政治條件，確保領導班子在政治上的純潔性。鑒于“文革”期間不少人通過投機手段進入到各級領導班子，給黨的建設帶來嚴重危害的深刻教訓，1982 年 9 月 6 日，陳云在中共十二大上指出：“‘三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堅決從領導班子中清除出去”，“除了這‘三種人’以外，還有兩種人也不能提拔，這就是反對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路線的人，以及在經濟領域內和其他方面嚴重違法亂紀的人”。這就確保了各級領導班子的純潔和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zhí)行。

　　三是積累了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的措施，為之后的領導班子“四化”建設提供了條件。整頓、調整領導班子目標指向在于實現領導班子“四化”，從組織上確保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全黨為此采取了許多務實的戰(zhàn)略性舉措：建立中青年干部管理機構，從組織上有力推動中青年干部的遴選工作;采用群眾推薦和組織考核的方式選拔中青年干部，拓寬了選人用人的渠道;利用多種渠道教育培訓干部，提高了領導干部的政治素質及其文化和專業(yè)水平;建立干部離退休制度，成立老干部工作機構，確保了離退休干部有序退出領導崗位并安享晚年;等等。這些措施在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建設中起到重要的推動和保障作用。

　　此外，整頓和調整工作帶來的積極影響，在接下來的 1982—1984 年黨政機構改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顯現。各級領導班子的年齡和知識結構在黨政機構改革中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以省、地、縣三級黨委班子為例，1982 年的平均年齡分別為 61.94 歲、55.57 歲、49.18 歲，1984 年的平均年齡分別為 56.59 歲、49.87 歲、43.51 歲;1982 年擁有高等學校學歷的占比分別為 19.27%、4.84%、6.38%，1984 年擁有高等學校學歷的占比分別為 46.05%、40.82%、41.42%。這種快速發(fā)展雖然與機構改革采取的措施和推進的力度有關，但同樣與 1976—1982 年各級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的實踐探索密切相關。

　　1976—1982 年黨政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處于“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啟的歷史轉折時期，在保證純潔性的前提下呈現出自身的歷史發(fā)展邏輯。一是堅持循序漸進的基本原則。“文革”結束后，各級黨政領導班子是在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召開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進行的整頓和調整。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這是一個蹄疾步穩(wěn)、漸趨深入的過程，體現了慎重穩(wěn)進的工作思路。二是提出干部“四化”方針。在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的過程中，鄧小平、陳云、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干部隊伍建設的目標進行深入思考，最終提煉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的干部“四化”方針。這一方針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上寫入黨章，為干部隊伍建設提供了長期指導。三是制定具體政策。領導班子調整需要有具體的規(guī)劃。《領導班子建設意見》和《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意見》，從黨的領導、政治標準、職數配備、業(yè)務素養(yǎng)、方式途徑、老干部作用等方面做出系統部署，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政策體系。四是采取較為系統的措施。在領導班子調整和干部隊伍建設的過程中，逐步采取建立中青年干部管理機構、優(yōu)化干部選拔方式、加強干部教育培訓、探索老干部退出機制、擴大中青年干部培養(yǎng)路徑等一系列措施，保障了領導班子建設具體政策的落實。鄧小平一再強調：“方針定了，還有政策問題，政策確定后，還得有措施。如果沒有措施，方針政策也是空的。”提出方針、出臺政策、采取措施，不僅是 1976—1982 年黨政領導班子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的關鍵所在，也是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