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上海之前，他們的村子里沒有書店，沒有圖書館；

　　來上海之前，他們的村子里沒有公園，沒有少年宮；

　　來上海之前，他們的村子里沒有影院，沒有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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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上海都有，而且，哪怕對一個最最貧困的孩子而言，也并非遙不可及。你可以在五角場的書城里呆上一整天，不會有人來趕你；你可以走進甜愛路的魯迅公園免費參觀，無論是緬懷還是休憩；你可以跑到復旦校園里運動，籃足排，任你揮灑汗水。

　　相比那些留在農村，留在爺爺奶奶身邊，留在題山試海之中的兒童們，打工子弟們又何其幸運！

　　然而事實是，有幾個打工子弟會走進書城、公園或大學呢？有幾個打工子弟會利用城市里那些免費公共設施，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呢？

　　在這個時代，物質技術已經為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提供了遠甚于以往任何時代的便利條件，但為何個體卻反而失去了追求自我的勇氣，淪落為隨波逐流的蟻族？

　　11年前，我第一次接觸打工子弟。那時的他們，基本都是在那些設備簡陋師資缺乏的打工子弟學校讀書。而他們的生活環(huán)境，往往就是一個個由臨時房組成的聚居區(qū)，就像一個小王國般，里面有著生活所需的各種雜貨店和飲食攤。

　　當我們這些來自復旦的大學生走進那些孩子的生活中時，我們收獲的是什么呢？被團團圍住，被各種問題包圍，被那些明亮的眼睛所感染……那是一些自由自在的孩子，盡管他們要做許多家務，盡管他們學校幾乎沒有一個合格的老師，盡管他們的未來就是像父母一樣打工，不過，由于沒感受到應試制度的壓力，沒感受到來自城市的隔離，沒感受到命運的身不由己，所以，無論我們這些大哥哥大姐姐開出怎樣稀奇古怪的課，他們都無一例外表現(xiàn)出一種自然的求知欲、好奇心——手舉得高高地說“我也要報”。所以，無論志愿者準備帶他們去附近的復旦草坪還是偏遠的江灣濕地，他們都個個踴躍著喊道“我也要去”。

　　而今天，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外來工聚居區(qū)隨著開發(fā)商的腳步逐漸萎縮和消失，那些打工者不得不住到上海本地人的小區(qū)里（當然不會是高檔小區(qū)），房屋租金和日常消費品價格的升高逼迫他們必須更加拼命打工——同時意味著孩子們需要承擔更多家務；大多數(shù)打工子弟學校已被關閉，外來工子女們被分配到不同的公立學校，作業(yè)和考試壓力的增加壓榨了孩子們自由支配的時間，而本地人可以參加中考高考的特權進一步傷害著那些少年的自尊。于是，自由逐漸遠去，原來閃爍在孩子們眼中的光芒也就逐漸褪去。

　　很多城市的管理者總以為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并讓打工子弟全部進入公立學校是令城市更美好的手段，殊不知這種瘸腳的公平不過是一廂情愿的想法。若不能同等擁有中考和高考權利，那么所謂公立學校同等待遇可能對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只是個進一步傷及他們自尊和澆滅他們夢想的詞。與其如此，不如讓他們繼續(xù)在打工子弟學校自由自在成長，政府要做的，只是給予教育補貼和監(jiān)督學校合法辦學。而社會力量，比如志愿者機構，則可以教會孩子們運用這個時代豐富多樣的公共資源，去讓自我自由自在地成長，去追求屬于自己的夢。

　　2001年，我在國權北路一所簡陋的民工子弟學校里認識了一個孩子，后來她一直把志愿者們當成她追逐自己夢想的伙伴和師長。2009年，她沒回老家參加中考，而是留在上海，選擇了一所成人高中——那種大家只是為了混張成高文憑的地方。2010年，她開始自學托福。2011年初，她申請世界聯(lián)合學院的大學預科項目。4月，她被該校全獎錄取。8月24日，她飛往加拿大維多利亞，開始全新的學習歷程。

　　說這個例子只想證明一點，這個時代，路有很多，就看你是否擁有足夠自由的靈魂。（作者系上海久牽志愿者服務社創(chuàng)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