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shù)千年來，在表面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制度、經(jīng)濟基礎、宗教勢力變遷下，中國文化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潛流起作用。這股潛流就是中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其實是一股強大的文化無意識機制；不管你承不承認它，它都在決定著中國文化的走向；只要這種文化心理結構未斷，中國文化總是會以不同的方式重回自身尊德重禮的大傳統(tǒng)。

　　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一直在變化和發(fā)展著，但是所有的發(fā)展都是從一個共同的源頭出發(fā)，歷史連續(xù)性清晰可辨

　　很多人把新文化運動當作中華文化走向獨立和覺醒的偉大轉折，認為中體文化從此走出歷史傳統(tǒng)、步入嶄新紀元。新文化運動真的有這么偉大嗎？本文想換個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

　　在過去三千多年歷史上，中國文化曾不止一次經(jīng)歷過類似的巨大轉型危機，尤以春秋戰(zhàn)國（前771年-前221年）和魏晉南北朝（220年-581年）兩個時期為典型。這兩次轉型都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時間，都始于對主流文化傳統(tǒng)的質疑，終于對過去歷史傳統(tǒng)的回歸；從漢代經(jīng)學復興到隋唐科舉取仕，從董仲舒儒術獨尊到程朱道統(tǒng)重建，無不表明中國文化在歷經(jīng)數(shù)百年彷徨后，最終回到了自身的大傳統(tǒng)。盡管每次轉型都不是機械的回歸、簡單的復舊，而是伴隨著空前的融合、巨大的創(chuàng)新，但是在回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大傳統(tǒng)方面，卻并無二致。這就是本文所謂尊德重禮的中國文化大傳統(tǒng)。

　　人們常說，宋明理學吸收了佛老，卻忘記了另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它畢竟不像佛教一樣消極出世、否定此岸，也不像道家一樣超脫現(xiàn)實、追求逍遙。無論宋明理學受佛老多少影響，至少它與孔子一樣尊重六藝，與孟荀一樣堅守倫常，與漢儒一樣捍衛(wèi)三綱；這些正是它與佛老最根本的區(qū)別，也是中國文化終于回歸自身大傳統(tǒng)的標志。

　　為什么中國文化在經(jīng)歷了幾次巨大挑戰(zhàn)和危機之后，都能回歸自身的大傳統(tǒng)？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并未斷裂。具體來說，過去數(shù)千年來，在表面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制度、經(jīng)濟基礎、宗教勢力變遷下，中國文化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潛流起作用。這股潛流我稱為中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其實是一股強大的文化無意識機制；不管你承不承認它，它都在決定著中國文化的走向；只要這種文化心理結構未斷，中國文化總是會以不同的方式重回自身的大傳統(tǒng)。

　　那么這種深層文化心理結構或文化無意識是什么呢？筆者曾總結為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此岸取向，二是關系本位，三是團體主義。我認為，過去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化，是在這三重預設下建立起來的。鑒于這一文化心理結構至今并變，我們有理由相信，最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雖飽經(jīng)西方文化沖擊，并表現(xiàn)出類似于百家爭鳴的面貌，但最終一定會像歷史上一樣，再次回歸自身的大傳統(tǒng)。

　　當然所謂中國文化的“大傳統(tǒng)”，并非某個抽象、絕對的“本質”；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一直在變化和發(fā)展著，但是所有的發(fā)展都是從一個共同的源頭出發(fā)，后世與前世之間的歷史連續(xù)性、繼承性清晰可辨。所以，回歸自身的大傳統(tǒng)并不是機械地復舊，而是回到源頭來尋找價值，依據(jù)傳統(tǒng)來重建制度。同時，回歸自身的大傳統(tǒng)，也不是武斷地排外，而是依據(jù)自身來吸取精華，站穩(wěn)腳跟再向外整合。

　　中國的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的文化心理結構長達三千年而未動搖

　　假如我們將一個文化的結構劃分為如下四個層次：第一，政治及意識形態(tài)，即政治體制及官方意識形態(tài)；第二，法律及社會制度，即一切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比如風俗習慣；第三，經(jīng)濟與現(xiàn)實結構，即階層劃分、經(jīng)濟形態(tài)、宗教形態(tài)、生活方式等；第四，文化心理結構，即數(shù)千年積淀形成的深層無意識機制。

　　在上述四個層次中，并未預設越是下層的成分就越重要，但是大體上可以認為：越是下層的內容，穩(wěn)定性越強；越是上層的內容，可變性越大。特別是最下層的“文化心理結構”，作為數(shù)千年積淀形成的、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的深層無意識，最不容易因為朝代更替、經(jīng)濟變遷、政治及意識形態(tài)變化而改變。前面所講的此岸取向、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的文化心理結構，可以說是從西周以來長達三千多年而未動搖。這種文化心理結構是導致中國文化形成尊德重禮這一大傳統(tǒng)的根本原因。

　　所謂此岸取向是相對于彼岸取向而言的。那就是過去三千多年來，中國人基本上一直生活在“一個世界”（借用李澤厚語）中，即以天地、六合為范圍的此岸世界。即使是鬼神，也與人共存于這一世界。這與婆羅門教-印度教-佛教迥然不同，后者相信四大皆空、生死輪回、此世虛幻；也與猶太教、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及伊斯蘭教不同，后者皆相信此岸為上帝所造之幻影，死后靈魂及上帝之城才永恒真實；亦與希臘哲學及西方文化的世界觀不同，后者相信感官世界變動不居、虛無飄渺，真正的實在超然獨立于此岸之外。

　　中國文化的此岸取向，導致人們并不以死后世界為最高歸宿，不以現(xiàn)實世界為擺脫目標，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成了“天人合一”。用西方或印度文化的標準嚴格來衡量的話，亦可以說中國文化無“彼岸”。這是因為中國人的“彼岸”，嚴格說來并不外在于此岸，而即在此岸之中。

　　與此相應地，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關系就不是人與彼岸的關系，而是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世界的關系，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中特有的“差序格局”特征。即每個人根據(jù)關系的親疏遠近構筑的關系網(wǎng)，代表個人生活世界的基礎內容，這便是所謂的關系本位。關系本位，是以人情和面子為內在機制，重私德、輕公德，重情理、輕制度。關系本位代表中國人需要在相互關系中找到人生的安全感。

　　在所有的私人關系中，還有一種特殊的關系，即與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共同體的關系，這個共同體可指家庭，也可指單位、圈子、團體、地區(qū)、民族、國家等，所以形成以關系為基礎構成的“團體主義”，既可以表現(xiàn)為小團體主義、幫派主義、山頭主義、地方主義，也可以表現(xiàn)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

　　中國大傳統(tǒng)：禮大于法、賢能政治、重視德性、人倫為本、風化效應

　　中國文化的上述三重預設，即此岸取向、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直接導致中國人的生活世界在整合方式上形成了禮大于法、賢能政治、重視德性、人倫為本、風化效應等重要特點，這便是本文所謂尊德重禮的大傳統(tǒng)。

　　首先，禮法。中國人的關系本位導致他們對于一刀切式的制度缺乏強大的熱情和內在的信念。制度是死的、沒有人情味，他們傾向于變通；禮是活的、有人情味，他們傾向于認同。這決定了禮治比法治在中國文化中有更大的適應性。古人云：“緣人情而制禮”，“禮因人情而為之節(jié)文”。所以三千年來禮制雖有巨變，但以禮為本、禮大于法的制度模式并未改變。文化人類學對于禮的研究表明，在人類其他許多民族，禮只代表一種歷史傳承下來、人們被動甚至盲目接受的習俗。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則不然。一代代人自覺、主動、積極地建設禮、維護禮、完善禮，以禮作為治政安邦之本，甚至視為“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這并非由于中國人不懂法治，而是由于禮治才是中國文化土壤中最有效的制度規(guī)范。但這不是要排斥法，只是在禮、法之間確立了主次輕重之別，法以禮為本。

　　其次，賢能。每個人都要經(jīng)營關系和人脈，如果他跟我有宿冤或是我的死敵，無論多么有才華也不能信任或提拔。事實上，中國人永遠不可能徹底拋棄任人惟親，所以他們特別需要任人惟賢，以此來突破任人惟親。賢能政治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中長盛不衰的治理之道，正因為在人際網(wǎng)絡盤根錯節(jié)、裙帶關系根深蒂固的世界里，任人惟親的可能性很大。是因為需要它，所以倡導它；是因為太需要它，所以一直倡導它。漢代的舉孝廉，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的科舉制，都試圖把任人惟賢制度化。孟子曰：“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

　　其三，德性。在一個關系本位的文化中，人與人的相互影響最為強大，尤其上級對下屬的影響“無微不至”。結果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以民從之”。因此，只有把有德者提升到領導崗位上來，才能真正讓人心服口服，從而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古人所謂“為政以德”、“授有德，則國安”正是基于對這一文化習性的窺破。因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是“赫赫師尹，民具爾贍”，所以“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所謂“以德治國”，因為沒有比“立人極”更有效的治理方式了。

　　其四，人倫。梁漱溟曾稱中國文化為“倫理本位”的文化，并說倫理本位即關系本位。關系本位的差序格局，導致子思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種關系在所有關系中最為基本，孟子認為三代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漢儒則將五倫擴充為九倫，合稱“三綱六紀”。按照《中庸》的說法，五倫是“天下之達道”。數(shù)千年來，中國人一直以一個人在人倫關系中的成就作為衡量一生成敗的關鍵。對人倫關系的重視導致“三綱五常”成為后世兩千多年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其五，風化。中國文化由于不以彼岸作為其終極歸宿，使得人對人的攀比成為最常見的現(xiàn)象。人與人的相互嫉妒和攀比，導致中國人之間相互模仿，進一步導致流行各種風氣。不同地域、不同單位、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圈子的內部都可能流行各自的風氣?？鬃釉唬?ldquo;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毛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歷代學者也無不把“移風易俗”作為治理的首要任務。今天的中國式治理，往往仍要從狠剎行業(yè)或社會的歪風邪氣開始。

　　中國文化在整合方式上的五個規(guī)律性特征，就是本文所謂尊德重禮的中國文化大傳統(tǒng)；應該說它們都是由于其此岸取向、關系本位、團體主義等文化無意識機制而形成，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大傳統(tǒng)建筑于其深層文化心理結構之上。當然我們也知道，戰(zhàn)國特別是漢唐以來，中國文化的大傳統(tǒng)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除了儒家闡發(fā)的大傳統(tǒng)之外，還有道家、法家、佛家等開辟的新傳統(tǒng)，但是這些新傳統(tǒng)可以說是對德、禮大傳統(tǒng)的補充，并以這一傳統(tǒng)為基礎發(fā)展起來的。因此在今天，在新文化運動百年之際，是否可以說，由于文化心理結構并未改變，上述五個方面所反映出來的中國文化大傳統(tǒng)并沒有過時呢？或者說，以德禮為重心的中國文化大傳統(tǒng)還會回歸呢？如果是的話，我們是否可以說，雖然今天是歐風美雨盛行，自由主義爭艷，各種思潮爭鳴，但并不代表中國文化的常態(tài)，如何回歸自身的大傳統(tǒng)才是我們應當致力的方向。■